最近，市面上出了一本新書，呼籲基督徒離開安全的看臺，走進競技場。作者是肯塔基州托馬斯堡基督君王教會（Christ the King Church）主任牧師邁克爾·克拉里（Michael Clary），他將矛頭指向他所謂的「失敗者神學」：一種軟弱、迎合「覺醒」思潮、一味討好人、缺乏骨氣的福音派神學。
他點名批評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大衛·普拉特（David Platt）、提摩太·凱勒、約翰·派博等廣受歡迎的教師，也批評《今日基督教》和福音聯盟等媒體平台。他感嘆這種「缺乏行動力」的基督教在文化日益敗壞之際只知維持現狀，並推崇一種「主動有爲」的基督教信仰，要剛健、堅韌、勇敢，也滿有盼望。
克拉里言辭機敏，勸勉大膽，將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擺在讀者面前：投降，還是前進？任人踐踏，還是起來治理？
《失敗者神學：爲什麼軟弱的人不能承受地土》（Loser Theology: Why the Weak Will Not Inherit the Earth）
D. 邁克爾·克拉里（D. Michael Clary）著
佳音出版社（Canon Press），296 頁。
第一章解釋了什麼是「失敗者神學」。克拉里寫道：「我使用這個詞，是因爲這種神學主張以失敗作爲忠於上帝的方式。失敗者神學可以指那些強調被動、退縮和失敗的神學觀點與運動，它們常常把受苦與損失同謙卑混爲一談。」（25 頁）
按他的說法，失敗者神學只呈現了「一半的基督：總是背著十字架，從不戴上冠冕，呼召我們效法祂，接受失敗」。這種神學「沒有得勝的異象」，只把基督徒看作邊緣化的文化少數群體（9 頁）。
接下來的三章進一步展開批評，分別將失敗者神學稱爲「旁觀者式的屬靈生活」（第二章）、「受氣包教義」（第三章）和「舉白旗的基督教」（第四章）。
克拉里認爲，凱勒等領袖所代表的「以福音爲中心」運動，呈現了一種「狹隘、以心理療癒 爲導向、過度內省」的福音，剝除了「福音在公共領域的使命，也就是宣告基督對整個生活擁有主權」（32 頁）。失敗者神學強調個人靈性，卻將其與今世事務對立起來，因而留下了「一個明顯的盲區，彷彿劃出一片『刻意不作爲的區域』：人若想走出去參與世界，就會受到勸阻，或被斥爲屬世」（33 頁）。
第三章批評普拉特、派博等廣受歡迎的牧者，因爲他們呼籲人徹底爲基督而活，甘願承受苦難。克拉里認爲，這些失敗者神學的倡導者用強烈的言辭暗示，真正認真信主、愛主的基督徒，會變賣財產、植堂、遠渡重洋向失喪的人傳福音；普通的中產階層基督徒則低人一等。他聲稱，「受氣包教義」誤解了苦難、逼迫、人的敗壞和謙卑。
到了第四章，克拉里對政治和文化參與的關切更加明顯。他寫道：「舉白旗的基督教用聖經語言，把政治上的冷漠包裝成聖潔」，他們呼籲基督徒以「寄居者，而不是文化鬥士」的身份生活（120 頁）。他說，呼籲基督徒「放下權力」，聽起來或許很屬靈，實際上卻是在操控和誤導人。結果，教會在公共領域的見證受到壓制，文化衰敗也隨之加速。
克拉里聲稱，教會逃避政治責任，會催生一種「坐享祖產的基督教」：基督徒將前人留下的文化遺產視爲理所當然（134 頁）。他借用著名基督教重建主義者大衛·奇爾頓（David Chilton）的說法，將某些基督徒的末世觀稱爲「悲觀千禧年論」。這種末世觀讓人「預期失敗」，卻不能激勵人建立和守護文化機構（137 頁）。「舉白旗的基督教」還有一個特徵，就是「覺醒福音派」：它採取妥協的「第三條路」，企圖靠討好進步派來捍衛福音（142 頁）。
這一連串批評，爲克拉里隨後推崇的「堅韌」或「主動有爲」的基督教信仰作了鋪墊。相關章節的標題也頗爲貼切，叫「合乎公義地追求權力」。他的主要聖經依據，是耶穌在《路加福音》19 章所講的十錠銀子的比喻：主人是一位投資者，前兩個僕人是「行動派」，第三個僕人卻消極被動，不肯冒險，活在懼怕之中。
克拉里總結道：「在神國的經濟法則中，勇敢的基督徒若在聖靈充滿之下冒險，即使摔得很慘，仍有豐盛的恩典爲他們預備。」（155 頁）他認爲，主動行事、發揮力量和運用權柄的能力，都是神所賜的禮物，根植於《創世記》1:28 的創造使命。按他的定義，「力量」（power）是「做成事情的本領……是付諸行動的能動性」；「權柄」（authority）則是「治理的權利」，可以指揮或約束他人的行爲與態度（162、169 頁）。
第六章闡述「主動有爲的基督教信仰」：不僅要遠離邪惡，也要「追求你受造本應享有的榮耀」。克拉里指出，基督徒勇敢行事、追求卓越，就是有份於神的榮耀。第七章「勇者殿堂」列舉了聖經中及當代的榜樣，從擊殺巨人的大衛，到已故社會活動家兼傳福音者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克拉里問道：「神學院是在培養有勇氣的人嗎？還是已經成了批量生產文憑的工廠，只會在我們的簡歷上添幾個學位縮寫，卻沒能給我們一副錚錚鐵骨？」（219–220 頁）
第八章列出「主動有爲的基督徒十二項操練」：
這些操練與一些當代心理學和自我成長著作有相似之處，例如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人生十二法則》（12 Rules for Life）和《人生十二法則2》（Beyond Order），瑞安·霍利迪（Ryan Holiday）的《勇氣在召喚》（Courage Is Calling），以及格雷格·盧基亞諾夫（Greg Lukianoff）和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合著的《嬌慣的心靈》（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許多人很可能都會贊同這十二條原則，甚至包括一些被克拉里指責爲失敗者神學倡導者的人。
對於克拉里這本書的主張，我有一些重要的異議和疑問。但在一個日益缺乏道德判斷力、也缺乏勇氣的時代，他呼籲人明辨是非、靠聖靈勇敢行事，這一點值得欣賞和肯定。
克拉里呼籲基督徒堅定反對墮胎、同性性行爲和跨性別意識形態，即使文化以愛、進步和所謂「寬容」之名讚美這些罪——這種寬容本身並不寬容。他的呼籲是對的。他也恰當地提醒我們，不要修改自己的教義，或爲聖經的教導道歉，彷彿「神出了公關問題」（141 頁）。這讓我想起卡森（Don Carson）富有先見的提醒：我們可能會「以一些不易察覺的方式，在生活中放棄聖經的權威」，例如「心裡竟爲聖經的教導感到難堪」。
勇氣是貫穿本書的主題之一。克拉里問，我們的教會和神學院是否正在培養有勇氣的人，使他們「在逆境的烈火中，憑著獅子般無畏的信心鍛鍊成形」（220 頁）。作爲丈夫、父親、教會成員、福音的僕人和神學院院長，我把這個問題放在心上。我盼望自己是一個有信念、有勇氣的人，也盼望我的兒子和學生們都能「剛強壯膽」（書 1:9）。我曾在《神學期刊》（Themelios）的一篇社論中，稱許尼希米的榜樣：面對惡毒的誹謗、暴力威脅和強烈反對，他仍然禱告、信靠神，以堅定的勇氣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帶領眾人。
克拉里直言不諱地提出挑戰，大膽呼籲人行動起來。這些話是許多人，尤其年輕男性，需要聽見的：放下《使命召喚》（Call of Duty）遊戲，承擔真實的責任；離開沙發，讓自己的一生活得有價值。正如使徒保羅所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提後 2:22）「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林前 16:13）
這本書有許多值得肯定之處，也有一些令人擔憂、需要警惕的地方。
本著「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的原則（帖前 5:21），我提出八個問題，藉此思考《失敗者神學》的主張及其價值。
第一，誰是「失敗者」？
克拉里這個帶有挑釁意味的書名，將幾種不同的批評混在了一起。
首先，失敗者神學可以指那些消極、懶惰、膽怯、得過且過的基督徒。他們需要有人當頭棒喝，鼓勵他們別再把主人交託的銀子藏起來，而要讀箴言，追求一些雖然艱難、卻美好的事：結婚、創業、服侍社區。克拉里勸勉這類「失敗者」時，或許最有說服力。
其次，是那些被克拉里批評爲神學左傾、文化眼光狹窄的基督教領袖。他最常批評的是羅素·摩爾，也就是他在美南浸信會神學院就讀時的神學教授。他不認同摩爾的這句話：「聖經地帶正搖搖欲墜。我的看法是，那就讓它塌吧。」（5 頁）
克拉里不只指責摩爾同情進步派，也指責他虛僞：「當福音派最有權力的人之一告訴我們要放棄權力，當福音派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告訴我們要放棄影響力，你就開始覺得自己被耍了。」（7 頁）他還批評摩爾在評論 2021 年 1 月 6 日事件以及最近道格·威爾遜（Doug Wilson）的一次電視訪談時所表現出的「憤怒」。克拉里毫不留情地說：「諷刺的是，CNN之所以採訪威爾遜牧師，恰恰是因爲他正在贏……摩爾並不希望所有基督徒都擺出失敗者的姿態，他只希望保守派這樣做。」（14–15 頁）
被歸入失敗者神學的，還有第三類基督教領袖，例如普拉特和派博。他們的神學與克拉里大體一致，但按克拉里的說法，他們的言辭卻誤導了人，使人在公共領域舉起白旗，對苦難和冒險產生不健康的認識，也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恩賜而內疚。
克拉里的論證有時不夠嚴謹，且帶有明顯的傾向性。他提供的證據包括：「我親眼見過，有人把這個教導用在一些派博未必想得到的地方。」（73 頁）又如：「有些人就是這麼做的。我親眼見過。」（94 頁）
然而，克拉里自己也在整本書中不斷用強烈的言辭，呼籲人憑信心生活，在聖靈充滿之下勇於冒險。有時，他聽起來與派博、普拉特很像，同樣是在呼籲人在苦難中喜樂、徹底爲基督而活、履行大使命。我不禁想，真正的問題或許不在於講道人的言辭是否強烈，而在於：究竟什麼目標值得我們憑信心去冒險？
如果克拉里能回應其他相關著作，例如邁克爾·霍頓（Michael Horton）的《平凡》（Ordinary），他的分析可能會更有力。霍頓勸讀者放下焦躁不安的奔忙，在福音和神所設立的「常用蒙恩之道」中尋求知足。不過，克拉里最關心的，並不是這些日常的蒙恩之道，而是提出一個異象：「收復文化陣地，重建機構勇於擔當的精神，訓練一代人，讓他們滿懷信心地參與世界。」（22–23 頁）
第二，我們要在哪個競技場上奮戰？
這正是問題的核心：克拉里呼籲基督徒，把目標放在政治與文化領域的「勝利」上。他希望基督徒不只在日常生活中忠於基督，也要像昔日勇敢的聖徒那樣「推動社會改變」（271 頁）。他寫道：
基督教建立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自由、最繁榮、也最有德行的社會。基督教西方世界是由敬虔的弟兄姐妹們憑著出色的工作態度、能力和決心建成的。今天也應如此。人們應當因我們的堅毅、誠實、信念、忠誠、勇氣和信心而認識我們。沒有人會把這些成果拱手送給我們，我們必須走出去，親自爭取。（271 頁）
克拉里的呼籲鼓舞人心，但他的異象符合新約的教導嗎？在我看來，有些符合，有些並不符合。
前面列出的「十二項操練」，大多很容易找到聖經依據，尤其是「敬畏神，不懼怕人」「在智慧上長進」「追求節制」等一般性勸勉。另一些，例如「不以受害者自居」和「不再把重大決定過度屬靈化」，則更像是針對美國基督徒處境所作的牧養應用。
至於克拉里那句「該走進競技場了」（272 頁），在君士坦丁以前的基督徒聽來，含義會截然不同：坡旅甲（Polycarp）、佩爾佩圖阿（Perpetua）等基督徒走進競技場，是要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處決。
第三，我們應當追求怎樣的能力，怎樣的權力？
克拉里關於「合乎公義地追求權力」的論述，有可取之處，也有問題。他正確地指出，神的大能在福音中得到充分而榮耀的彰顯，耶穌也應許賜能力給祂的見證人，使他們完成祂的使命（162–164 頁）。克拉里因此總結：「所以，從整體來看，基督徒的生命和順服生活，主要應以能力爲特徵，而非軟弱。」（164 頁）
但緊接著，他就轉而反駁阿克頓（Acton）的名言：「權力容易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化」；並據此主張，義人應當尋求掌握機構中的權力。
這裡似乎偷換了概念：論證進行到一半，同一個英文詞 power 從「能力」變成了「權力」。聖靈賜人能力（power），使人爲耶穌基督的福音作見證、禱告、與罪爭戰，與身居政治權位並運用權力（power），並不是同一回事。
克拉里滿懷信心地援引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這個可敬的榜樣，認爲他「明確駁倒了阿克頓的論點」。但這裡的推論同樣站不住腳。下議院議員並不擁有「絕對權力」；一個基督徒「學會爲神的榮耀運用機構權力」的正面例子，也不能證明克拉里的普遍斷言：「義人擁有權力，就會更有效地行善。」（165 頁）
保羅·區普（Paul Tripp）將牧養事工稱爲「危險的呼召」。其他掌握權力和權柄的崗位，也各有其試探與陷阱，需要人保持屬靈警醒：「所以，自己以爲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林前 10:12）
不過，在這一點上，我與克拉里一致：敬虔的基督徒應當熱心行善，不該在領導、服侍和促成善事的機會面前退縮。我也贊同約拿單·李曼（Jonathan Leeman）的話：「權柄是一份美好卻危險的禮物。人可以用它成就極大的善，也可以用它造成極大的惡。」
我們首先要按神的心意運用權柄，管理好自己的家（提前 3:4），進而立志服侍神的家，就是教會（5 節）。我們不願像「好爲首」的丟特腓（約叄 9），而要效法基督，捨己服侍他人（太 20:28）。
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無論是教養兒女敬畏主、遵從主的教訓，向聚集的會眾傳講神的話，守望弟兄姊妹的靈魂，還是管理員工、帶領機構、擔任董事、執教球隊，都是重大的責任，也是極大的榮幸。在這些及其他崗位上，領袖都當「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事」，使神藉著耶穌基督得榮耀（彼前 4:11）。
第四，我們靠著什麼走過苦難？
克拉里對苦難的論述，同樣前後不一。他正確地承認，「通往榮耀的道路，有時要經過苦難」，基督徒必須效法基督，忍受試煉，甚至逼迫（208 頁）。但在之前的章節，他卻反對派博的這項主張：「基督的呼召，是呼召我們過一種捨己、有損、受苦的生活。」而派博緊接著就說明了自己的意思，「如果沒有復活，這種生活就顯得愚蠢至極」。
兩位作者看起來在表達相近的意思，克拉里卻聲稱，派博的「措辭」美化了苦難，讓人以爲自己的首要責任就是「爲耶穌任人踐踏，然後上天堂」（75–76 頁）。這種處理既不嚴謹，也歪曲了派博的苦難神學，誤導讀者。
派博在《渴慕神》（Desiring God）中，將苦難稱爲「基督徒享樂主義所付的代價」，並不厭其煩地強調：基督徒不是爲了受苦而追求受苦；我們追求的是「無論承受怎樣的痛苦，都以神爲樂」，藉此有力地見證神至高無上的價值。
克拉里接著解釋：
主動有爲的基督徒會有更多受苦的機會，恰恰是因爲他們正在行動。他們選擇踏上一條本可以不走的路，也承受其中令人痛苦的損失。單身男子冒著被拒絕的風險，追求一位敬虔的女子；宣教士冒著危險去植堂——他們所展現的，都是同一種主動有爲的信心。這只是同一個原則在不同處境、不同程度上的運用。（209 頁）
果真如此嗎？我承認，與另一位基督徒締結婚姻，以及遠赴異鄉勞苦，使人認識基督，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也都需要信心與忠心。但克拉里似乎不只是在說這一點。
在《失敗者神學》的其他地方，他反對這樣一種預設：與那些更屬靈、更徹底委身、投身宣教的「主力隊員」相比，「普通的中產階層」基督徒只是「替補」（67 頁）。他認爲，普拉特和其他教師使許多熱情的年輕人花上多年「追逐宣教士的榮耀，而他們本來應當做的，是養家餬口」（95 頁）。
我同意，如果人出於不當的內疚感，或爲了追求個人榮耀而想去宣教，教會「倉促」差派他並不明智。但讓我擔憂的是，克拉里沒有肯定或鼓勵那些正當的宣教動機，例如熱切渴望神得榮耀（哈 2:14）、關心失喪的人（路 15:4），以及盼望從未聽過福音的人也能認識基督（羅 10:15，羅 15:20–21）。
第五，全球教會在哪裡？
《失敗者神學》只是偶爾提及全球教會。克拉里寫道：「在世界其他地方，人們經常面對部族暴力帶來的恐怖處境，生活在受基督教影響的西方社會中的人，幾乎無法想像。」隨後，他以尼日利亞爲例：「基督徒不斷遭到屠殺，人數之多，足以構成種族滅絕。整座村莊被焚燬，牧師遭斬首，婦女被強暴、擄去爲奴，而國際基督教群體卻大多保持沉默。」（135 頁）
面對世界各地基督徒正在經歷的這些火煉般的試驗，剛健、主動有爲的基督教信仰會如何回應？新約給了我們許多教導和榜樣，呼籲我們禱告，與受苦的聖徒站在一起，並向他們提供支援（例如，徒 11:29–30；林前 12:26；帖後 1:4；來 10:32–34；彼前 5:6–10）。
我想，克拉里也會鼓勵自己的會眾這樣回應。然而，《失敗者神學》著重強調的，卻是這些苦難發生在「那些曾經擁有強大基督教文化影響力，卻將其拱手讓出的國家」（135 頁）。
於是，海外基督徒所受的逼迫只成了一個警示故事，用來說明「福音派基督徒退出公共領域會有什麼後果」。他寫道：「我們難道愚蠢到以爲，這些事不會在美國發生嗎？」（145 頁）
第六，我們應當追求怎樣的志向？
克拉里常常正面肯定「雄心」。例如：
雄心有多大，榮耀就有多大。這就是爲什麼這些事很重要。對榮耀的盼望，本應成爲追求宏大目標的強勁動力。目標越宏大，實現時所分享的榮耀就越大……榮耀在戰場上，要追求宏大目標、勇敢冒險才能獲得。（211 頁）
他說，失敗者神學之所以質疑或壓抑雄心，是因爲擔心其中可能摻雜驕傲或其他有罪的動機。他稱許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等身家數十億美元、極具行動力的科技先驅，認爲他們「懂得如何運用力量，成就不可思議的事」（237–238 頁）。
然而，克拉里沒有討論新約對自私野心的警告（例如，腓 2:3），也沒有討論新約明確稱許的幾種志向：立志安靜度日、親手做工（帖前 4:11），渴望擔任監督、服侍教會（提前 3:1），以及立志在基督的名尚未被傳揚之處傳福音（羅 15:20）。
我擔心，「主動有爲的基督教信仰」所推崇的雄心，更接近這個世界的理想，而不是神國那與世俗不同的價值觀。
第七，怎樣的未來盼望來推動我們履行使命？
這種剛健的基督教信仰，動力來自對今世未來的樂觀展望，而不是《末日迷蹤》（Left Behind）式的「悲觀千禧年論」。遺憾的是，克拉里沒有詳細闡述自己的末世論立場。不過，他四次正面引用大衛·奇爾頓（David Chilton）的著作《樂園復得》（Paradise Restored）和《報應的日子》（The Days of Vengeance），這表明，他至少傾向於某種形式的後千禧年論。
此外，克拉里沿用近年一些後千禧年論釋經者的理解，將《馬太福音》28:19 解釋爲「使列國作門徒」，認爲這項命令不只涉及「個人的靈魂……也涉及他們所生活的國家」。他解釋道：「人類生活的每個領域，都必須置於基督的主權之下，包括法律、藝術、教育、政府、家庭和商業。大使命並沒有把創造使命縮減爲單單關乎屬靈的事。」（161 頁）
但傑里米·塞克斯頓（Jeremy Sexton）已經有力地論證：主並不是命令我們把國家作爲一個整體訓練成門徒，而是要使萬國中的人作門徒，因爲國家本身不能受洗，也不能像個人那樣接受門徒訓練。
即使聖經論據經不起仔細推敲，當代後千禧年論似乎仍吸引著許多人。塞克斯頓這樣解釋其中的原因：
它關注的是我們的心自然嚮往的今世，而不是將來的世界。它應許人在這個時代得勝，而當代後千禧年論運動的領袖，從拉什多尼（Rushdoony）到威爾遜，都激勵追隨者爲這場勝利奮戰。後千禧年論反對退縮，譴責失敗主義，並提供了一個更能打動人的故事。
第八，什麼才是真正的得勝？
最後，本書所提倡的「贏家神學」，與聖經所描繪的在基督裡真正「得勝」，並不一致。希臘文動詞νικάω在《啓示錄》中出現 17 次，通常譯爲「得勝」，「勝過」，或「征服」。圍繞得勝這個主題，《啓示錄》讓我們看見：從地上和從天上看教會的處境，會得出何等不同的結論。
一方面，教會看起來幾乎談不上得勝：約翰被放逐到海島，基督徒面臨患難、貧窮、毀謗、監禁、軟弱、排斥，甚至死亡（啓 1:9，啓 2:9–10、13，啓 3:8–9，啓 6:9–11，啓 20:4）。不僅如此，獸還與聖徒爭戰，並且勝過他們（啓 13:7；參11:7）。
另一方面，神又一再應許，要將新耶路撒冷中榮耀的產業賜給「得勝的」（啓 2:7、11、17、26；3:5、12、21；21:7）。於是，《啓示錄》以一種看似矛盾的方式，將教會描繪成「被征服的得勝者」：他們如今經歷苦難和失敗，卻等候最終的勝利。
我們要從猶大支派的獅子身上，認識什麼才是真正的得勝：祂竟以被殺羔羊的樣式得了勝（啓 5:5–6），並將徹底戰勝獸及其同盟（啓 17:14，啓 19:11–21）。
得勝，不取決於軍事力量、政治影響力、競技成就，而在於即使付出代價，仍然忠於基督，並在屬靈爭戰中勝過罪惡。按《啓示錄》12:11 所說，神的子民勝過撒但，是「因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克雷格·科斯特（Craig Koester）解釋道：「征服與勝利，在希臘羅馬文化中意味著極高的榮譽；《啓示錄》卻重新詮釋了這些意象，藉此呼召基督徒抵擋那種文化中的某些價值觀。忠於耶穌，可能使人在社會中蒙羞；但在基督眼中，忠心的人配得勝利的冠冕。」
因此，聖經的最後一卷書，爲尚未進入榮耀、仍在地上跟隨羔羊的教會，重新定義了得勝：「羔羊無論往哪裡去，他們都跟隨他。」（啓 14:4）
新約確實記載了一些官員、軍官，以及其他有財富、地位和影響力的人接受耶穌基督福音的例子。他們也蒙召「在好事上富足」（提前 6:18）。但使徒提醒教會：「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林前 1:26，黑體爲作者所加）
保羅本人有許多足以自恃的條件：羅馬公民身份、猶太人的敬虔生活、出色的教育背景，甚至耶穌基督使徒的身份。但他的結論卻是：「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爲至寶。我爲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爲要得著基督，並且得以在他裡面。」（腓 3:8–9，黑體爲作者所加）
邁克爾·克拉里希望剛健、主動有爲的基督徒領袖，「比那些與他們競爭的異教徒更拼、更勤奮、更有謀略」。他堅持認爲，該停止找藉口，應「走進競技場」了（272 頁）。
對 21 世紀的美國教會而言，這是一個大膽的挑戰。但歸根結底，克拉里沒有找準目標：他重新定義輸贏時，依據的是美國保守派價值觀和樂觀的末世論，而不是耶穌與使徒所看重的事。
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Loser Theology』 Aims Too 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