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者和神學生向來重視解經。查爾斯·司布真曾稱解經家爲「一支榮耀的大軍……與他們相識,會讓你喜樂,也使你受益」。他說,馬太·亨利(Matthew Henry)的解經書應當「用鏈子拴在教堂的附室裡,供所有人閱讀」,也把約翰·特拉普(John Trapp)的著作視爲自己「格外珍愛的良伴與寶藏」。
今天,牧者仍在閱讀亨利、加爾文等人幾個世紀前留下的經典。與此同時,近年出版的大量解經書和獨立著作,也爲研讀聖經的人提供了豐富的選擇,帶來了各不相同的觀點。借用古代傳道者的話來說:「著解經書多,沒有窮盡。」
爲重要著作撰寫註釋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古代雅典,後來又經亞歷山大的文學學者進一步發展。古代最多產的註釋家亞歷山大的狄迪摩斯(Didymus of Alexandria),一生寫下了三千五百至四千部著作。早期基督教的解經家則包括三世紀初的羅馬的希坡律陀(Hippolytus of Rome)和俄利根(Origen):前者爲《但以理書》作注,後者則註釋了《馬太福音》《約翰福音》和《羅馬書》。
解經書最基本的作用就是解釋著作。撒摩特拉的阿里斯塔庫斯(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爲《伊利亞特》(The Iliad)作注時,力求「以荷馬解釋荷馬,用他自己的作品來闡明他的意思」。解經家則以利未人爲榜樣:「他們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書,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尼 8:8)
一些著作對特定的讀者群體十分重要,卻又因年代久遠、語言不同或內容艱深而不易理解,因此需要有人加以註釋。一世紀希臘化世界的讀者,就會借助註釋來理解荷馬和亞里士多德的作品。今天的基督徒所讀的,是幾千年前用希伯來文、亞蘭文和希臘文寫成、具有權威的聖經,豈不更需要好的註釋來幫助我們理解嗎?
解經書種類繁多,各有側重:
有些叢書兼顧多個方面,特別適合牧者和神學生使用,例如《貝克釋經註釋》(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柱石新約註釋》(Pillar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宗德萬釋經註釋》(Zondervan Exegetical Commentary)和《新國際註釋》(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無論側重點是什麼、面向哪些讀者,解經書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幫助讀者讀懂經文,明白其中的意思。
G. K.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有句著名的俏皮話:「福音書作者約翰在異象中見過許多奇形怪狀的怪獸,但沒有哪一隻比那些爲他作註釋的人更離譜。」(我正在撰寫啓示錄註釋,這句話真讓我警醒。)寫註釋是一項艱鉅的工作,除非你是狄迪摩斯。解經書的不足和侷限,也招致過不少嚴厲的批評。
例如,瑪麗塔·馬泰森(Marita Mathijsen)就列舉了解經書寫作的「七宗罪」:
新約解經還可能陷入其他誤區:把經文拆得支離破碎,只顧逐字逐句分析,讓讀者見樹不見林;或爲了標新立異,追逐最新的釋經潮流。
那麼,好的解經書是什麼樣的?它會結合上下文和歷史文化背景,忠實、清楚地解釋經文。它不會只是重複前人的觀點,而是在了解學界相關討論的基礎上,嚴謹、細緻地研讀經文,提出新的洞見。
可靠的解經書是神學藏書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與常用的原文詞典、聖經辭典,以及歷史神學、系統神學、聖經神學和教牧神學著作同樣重要。不過,查閱註釋再有幫助,也不能代替我們親自下功夫,在禱告中仔細研讀聖經原文和優良譯本。
正如約翰·阿爾布雷希特·本格爾(Johann Albrecht Bengel)的名言所說:「全心投入經文,讓經文應用於你的全部生命。」牧者和神學生應當先仔細思考經文的上下文,梳理其中的思路,認真探究經文在說什麼、對我們意味著什麼。這樣,才能充分受益於那些有智慧、有學識的註釋。
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y Use Bible Comment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