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 21 世紀，「與時俱進」成爲西方福音派基督教界的流行口號。民調顯示，年輕一代正大規模地背離信仰。面對這一緊迫形勢，牧師、教會領袖和基督教意見領袖們紛紛嘗試爲信仰重塑形像，以期讓福音對新生代更具吸引力。這一時期，《Relevant》雜誌創刊，唐納德·米勒（Donald Miller）的《藍調爵士》（Blue Like Jazz）問世，羅布·貝爾（Rob Bell）則以福音派界的「史蒂夫·喬布斯」姿態崛起。格子襯衫、窄腿牛仔褲、鬍鬚、紋身，一度成爲牧師們的非正式著裝。這場聲勢浩大的公關運動，力圖推廣一種不那麼教條、更貼近文化、「新興」的信仰，與上一輩人心目中那個陳舊的宗教形像判若兩人。
十年前的這個月，我在《嬉皮士基督教：當教會遇到酷炫》（ Hipster Christianity: When Church and Cool Collide）一書中，詳盡記錄了這段略顯尷尬的歷史。如今看來，這本書儼然已成爲一件古董——一個封存了千禧年之交某類福音派基督教的時代膠囊。然而，恰恰是這本書的過時，印證了我當初的觀點：所謂「酷炫基督教」，即便沒有自相矛盾，至少也是徒勞無功。一味追求「與時俱進」的基督教，實際上是在爲自身的迅速過時埋下伏筆。與其說這種做法能拯救或復興基督教，不如說是將其縮減爲消費品，如同曇花一現的時尚潮流般善變易逝。將基督教的價值建立在討好「潮人」之上——這不過是福音派長期以來對外在形像癡迷的最新表現——無疑是一種嚴重的誤導。
這裡有幾個原因。
正如我在書的最後一章所言，將「與時俱進」等同於盲目追隨潮流、迎合當下文化，這種想法本身就存在問題：
這種思維方式認爲，如果我們不夠前衛張揚，就無人問津；如果不熟悉流行文化，就不會受到認真對待；除非將耶穌塑造成符合時代精神的形像，否則沒人會對他感興趣。然而，這種所謂的「與時俱進」恰恰建立在基督教堅決抵制的一個概念之上：短暫性。真正永恆的事物從不隨波逐流，不會朝秦暮楚，也不會盲目追逐潮流。它們堅如磐石......真正的「與時俱進」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我的論點圍繞著「酷炫」本身固有的短暫性展開，這也正是「酷炫基督教」注定難以持續的原因。今日風頭正勁的封面牧師，明天可能就成爲過氣之人。今年人氣爆棚、吸引大批 20 多歲年輕人的時尚教會，明年可能就淪爲「我曾經去過那裡」的陳年舊事。幾乎是瞬間過時，這就是嬉皮士基督教（或任何標榜嬉皮士的事物）的宿命。值得注意的是，我在書中提到的大多數「潮流基督教代表人物」，如今已經遠離了福音派的影響圈。唐納德·米勒轉行成了營銷顧問，馬克·德里斯科爾（Mark Driscoll）在西雅圖的大型教會已經解散，羅布·貝爾（Rob Bell）則搖身一變成爲了奧普拉和伊麗莎白·吉爾伯特（ Elizabeth Gilbert）推崇的新時代大師。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僅僅十年前在《嬉皮士基督教》中大放異彩的許多名字和趨勢，如今已經被人遺忘（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全新的人物和潮流），這恰恰印證了本書的觀點。
我認識一些人在過去十年裡一直堅持參加潮流教會，但更多的人已經轉向其他教會（通常是那些注重禮拜儀式、令人耳目一新的無聊教會）。還有一些人則徹底與基督教說了再見。事實證明，23 歲時覺得酷炫無比的教會，到了 33 歲、爲人父母、步入職場後可能就失去了吸引力。事實證明，一個熱衷於講述「電影中的上帝」而非贖罪教義的教會，從長遠來看並不能真正滋養你的靈性。事實證明，一個可以和你一起喝酒、抽菸、追劇的牧師，遠不如一個看似不夠酷炫但真正聖潔的牧師重要。後者或許能真正推動你在效法基督的道路上不斷成長。
大衛·韋爾斯（David Wells）在《作新教徒的勇氣》（The Courage to Be Protestant）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一些教會爲了吸引信眾，尤其是年輕人，不惜採用各種營銷手段，認爲不這樣做就會在競爭中被淘汰。他們極力追求所謂的「文化調適」，卻沒意識到這可能正在背離信仰的本質，失去神的眷顧。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對華而不實的技術不以爲然、能夠洞察表面光鮮背後本質的年輕人，那些已經被各種營銷手段噁心夠了的年輕人，離開這些所謂與時俱進的教會的可能性，與走進它們的可能性一樣大。
對牧師和教會而言，追逐「酷炫」無異於一場徒勞無功的愚蠢遊戲。這不僅會耗盡你的精力（畢竟，誰能永遠跟上潮流的步伐？），更會分散你對真正重要事務的注意力。相比起追逐時髦，教導正確的教義、培養真正的門徒才是更爲關鍵卻往往被忽視的任務。
無論身處何種文化環境，過分強調融入文化必然導致神學上的妥協。這正是福音派任憑實用主義所驅動、癡迷形像而自取滅亡的根源。所謂「以慕道友爲中心」，往往意味著淡化甚至完全迴避一些艱深的教義。爲博得掌聲、點擊量和特定群體認可而講道，幾乎必然導致神學觀點的扭曲。「該讓基督教與 21 世紀接軌了」這樣的說法，通常只是「讓我們不要再糾纏於性貞潔、不說髒話、聖潔、聖經無誤論等不受歡迎的基要主義觀點」的委婉表達。試圖讓基督教迎合你想要打動的聽眾的政治立場（這種情況在各個層面都存在），最終的結果往往是信仰爲政治所塑造，而不是信仰引導政治。
《嬉皮士基督教》出版後的十年裡，我觀察到了一個反覆出現的模式。某個持保守神學立場的 20 多歲神學院畢業生，滿懷熱情地想在某個咖啡文化發達的後基督教地區（比如波特蘭、布魯克林或舊金山）開拓教會。他懷揣著用耶穌的愛改變這個高度世俗化文化的美好願景，搬到那裡開始建立教會。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這個高度世俗化的文化反而改變了他。表面上是爲了宣教而融入城市正在中產化社區的放縱道德觀、覺醒政治和精釀啤酒文化，實際上卻讓他不知不覺中被同化了。最終，他非但沒有改變文化，反而被文化改變了。起初對「與時俱進的基督教」的真誠嘗試，最終演變成了犬儒主義、妥協的見證，甚至可能完全放棄信仰。馬克·塞耶斯（Mark Sayers）在其 2016 年的著作《消失的教會》（Disappearing Church）中深入剖析了這種現象。這也是嬉皮士基督教未能爲日漸衰弱的福音派運動注入活力的一個主要原因。
與文化互動當然很重要：我們需要理解文化，剖析文化，欣賞文化的某些方面。但千萬不要低估其中的風險（我在這方面有著切身體會）。我們這個日益後基督教化、被數字媒體主導的世界，其塑造人心的力量遠超我們的想像。
福音派教會對「與時俱進」的執著——「嬉皮士基督教」不過是其中一種表現——實質上源於它的一個致命弱點：割裂歷史的當下主義。大多數福音派信徒對基督教歷史和教會傳統知之甚少（他們可能會問：像奧古斯丁這樣的古人，怎麼可能理解千禧一代的獨特需求呢？）。然而，正是這種對歷史的無知，使福音派容易陷入各種神學和教會學的混亂。許多人不再關注教會歷史的延續性，不再在基督教傳統的基礎上建造，也不再珍視傳承下來的教義和實踐。相反，他們熱衷於不斷地「革新」，彷彿每一代人都必須以全新的方式來「搞教會」。
處境化很重要，與時俱進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必要的。我們也不能盲目地認爲前人傳下來的一切都值得保留。但當世俗觀察者看到大量教會都在標榜自己新穎、與眾不同和別具一格時，他們的懷疑是有道理的。「我們在廢棄的J. C. 便尼百貨公司聚會！」「我們的敬拜樂隊風格是平克·弗洛伊德（搖滾明星）遇上希格若斯（後搖滾風格）！」「我們是靈恩加爾文主義者，擁有自家咖啡烘焙機！」——這些口號不禁讓人覺得，這些教會只是在擁擠的市場中尋求差異化的消費品，不過是一些企業家的營銷伎倆，用來兜售某種屬靈體驗。
這就是「時尚教會」勢必傳達的信息：另一個向你兜售的商品而已。正如我在《嬉皮士基督教》中所寫，這在很多方面都是個問題：
如果我選擇信仰基督教僅僅是因爲它的包裝精美，就像選擇一部蘋果手機一樣，那麼我對這個「信仰品牌」的忠誠度恐怕難以長久。畢竟，從一開始吸引我的並非信仰本身，而是那些華麗的營銷手法。這種吸引力很容易被其他更具競爭力的對手超越。因此，試圖將福音包裝成酷炫的東西是種危險的做法。這種做法把福音的吸引力建立在外在的、可售賣的「酷炫」之上，這或許能吸引人，但與信息的實際內容幾乎毫無關係。接受這種福音的人很可能就像《馬太福音》第 13 章中撒在石頭地上的種子——看似生長，實則無根。
在當今時代，牧師和教會領袖很容易陷入一種焦慮：爲了在紛繁複雜的世界中脫穎而出，吸引人走進教會，他們不得不求助於一些新奇做法和華而不實的噱頭。然而，我們需要謹記：如果我們吸引人接受的信仰與耶穌傳給我們的信仰相去甚遠——比如，如果我們爲了吸引人而淡化了作門徒的代價（正如《路加福音》14:25-33）——那麼這種信仰既不會持久，也不會帶來真正的生命轉變。
回顧過去二十年，那些標榜自己酷炫的教會、打扮時髦的牧師，以及被包裝成「成爲基督徒的新方式」的各種嘗試，都未能扭轉美國基督徒人數持續下降的趨勢。所謂重新構想的、「與時俱進」的信仰，這種「基督教 2.0」策略，事實上並未奏效。也許，我們真正需要的是重拾初心，回歸「基督教 1.0」的本質。
比起「酷炫基督教」那種笨拙的急於求成，忠信的基督教所展現的沉靜自信要更加動人心魄。比起任何名人牧師或精心設計的包裝，更具說服力的是教會那種持續、堅定、腳踏實地的存在。正是這種存在，能在人們的生活和社區中孕育持久的積極變化。如果說在我寫《嬉皮士基督教》的十年後有什麼新的領悟，那就是：傳承而來的信仰，比起一個重新包裝的信仰，更值得信賴，也更具有變革的力量。真正的信仰不需要標新立異，它的力量源於其恆久不變的本質。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Cool Christianity Is (Still) a Bad Id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