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一個基督教男性團體中發表了一場關於美德的演講。該團體的大多數成員與我一樣，持有保守的神學和政治觀點。雖然整個演講獲得了普遍好評，但出人意料的是，問答環節中我的一個回答引發了最熱烈的反響。
有人問我，基督徒應該看什麼樣的電影和電視節目，又該避開哪些。對此，我沒有給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而是提出了一個自我檢驗的方法。如果你看了包含粗口、暴力、裸露、強烈性內容的節目，這些內容是左耳進右耳出，還是會在你腦海中揮之不去，甚至讓你念念不忘？如果是後者，那麼最好還是敬而遠之。
接著，我把話題引向了政治領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親身體會。儘管我通常認同保守派新聞節目和電臺脫口秀的觀點，但是時不時的，我需要讓自己「禁食」一下。換句話說，也就是停止攝入這類內容。如果我遇到一位新信徒，腦子裡冒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他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時，我就知道又該「禁食」了。
美國亞馬遜網站對本書的介紹如下：
《溫和的說服：後基督教時代的基督徒影響力》
蒂姆·穆爾霍夫、理查德·蘭格 著
在更廣泛的文化中如何看待基督徒？我們對各種可能性感到臉紅。被洗腦的狂熱分子？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者？忠實地爲耶穌作見證的使命因持續存在的（並非完全毫無根據的）文化成見而變得複雜。
在這本及時的書中，蒂姆·穆爾霍夫和理查德·蘭格提出了我們與主流文化的互動應該是什麼樣的。我們怎樣才能同時具有說服力和文明性？我們應該如何回應那些嘲笑和諷刺我們的人？我們怎樣才能以愛和尊重挑戰其他群體的信仰？穆爾霍夫和蘭格提出了一個融合傳播理論、神學和聖經的文化交往模式。
IVP學術出版社（IVP Academic 2017）219 頁。
我一句隨口而出的話卻在團體中引起了強烈共鳴。這群保守派男性常被媒體描繪成冷酷無情，但我發現他們其實衷心渴望在公眾面前展現良好形像。他們深知，要在世俗社會中真正成爲鹽和光，關鍵在於保持思想純潔，充滿聖靈的恩賜，而非被黨派政治情緒所左右。
僅僅一週後，我翻開了蒂姆·穆爾霍夫（ Tim Muehlhoff）和理查德·蘭格（Richard Langer）合著的《溫和的說服：後基督教時代的基督徒影響力》（Winsome Persuasion: Christian Influence in a PostChristian World）一書。穆爾霍夫是比奧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傳播學教授，蘭格則是泰爾博特神學院（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聖經與神學研究教授。他們的這本書針對的是那些爲基督教道德基礎衰敗而憂心忡忡，同時對當今公共領域充斥的無禮、謾罵、惡意感到不滿的信徒。
作者以既溫和又有說服力的方式，爲福音派信徒指明了一條與持不同信仰者進行有效對話的路徑。他們清晰地界定了相關概念，將論點置於古典亞里士多德修辭學和現代傳播理論的框架下，列舉了與世俗世界交往的聖經原則，並提出了將這些原則付諸實踐的具體方法。
但他們並未就此止步。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作者通過四個案例研究，生動展示了基督徒如何徹底改變了他們所處時代的文化，從而將這些原則和實踐具體化。這種方式使得理論與實踐完美結合，讓讀者更容易理解和應用。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他的克拉朋聯盟（Clapham sect ）如何說服英國廢除奴隸貿易和奴隸制的故事，大多數讀者都耳熟能詳。這個願景花了 40 多年才得以實現。然而，威伯福斯爲達成這個看似不可能的目標所採用的說服方法，卻鮮爲人知。
威伯福斯沒有將對手妖魔化，而是巧妙地與看似不可能的盟友建立了「鬆散聯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查爾斯·福克斯（Charles Fox）。福克斯的放蕩生活與威伯福斯改革英國風氣的理念大相徑庭，但在廢除奴隸貿易這一點上，兩人卻站在了同一陣線。威伯福斯願意「跨越鴻溝」，與一個價值觀不盡相同的人合作，這使得兩人培養出了「一種超越個人、道德、宗教和政治分歧的深厚互信。如果沒有福克斯的支持，威伯福斯很可能難以成功。」（146 頁）
威伯福斯以基督般的謙遜態度，拒絕抨擊那些不支持廢奴的人。在他向議會作開場白時，儘管列舉了大量揭示奴隸貿易殘酷性的鐵證，但他並沒有「訴諸義憤填膺的言辭」（148 頁）。威伯福斯將自己也列入應爲奴隸貿易負責的人之中，「把焦點放在奴隸制本身的道德問題上，而不是指責同僚和同事的道德」（149 頁）。正如作者所闡述的，威伯福斯始終避免將事業演變成個人恩怨，也不採取會疏遠議會成員的非黑即白的立場，因此能夠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贏得同僚的支持（150 頁）。
同一時期在美國，廢奴運動找到了最具魅力和說服力的代言人，她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小說家：哈里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又譯斯托夫人）。她沒有站在房頂上大喊世道不公，也沒有用冷冰冰的數據去說服人們，而是創作了一部小說，賦予奴隸以人性，讓南北方的美國人都能對身陷奴隸制苦海的人產生同理心。她既打動人心，又啓發思考，讓讀者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廢奴運動中來，而不是被說教逼迫著加入。
穆爾霍夫和蘭格指出了斯托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是改變人心的關鍵所在。斯托「既不妖魔化南方，也不美化北方。她不僅避免在書中將北方白人道德高於南方白人，還打破了幾乎所有的傳統刻板印象。」斯托沒有將責任歸咎於某個地區或某群人，而是指出「奴隸制毒害所有它接觸到的人：不分黑白、男女、老幼、信仰與否。她邀請讀者站在同一立場上，拋開人身攻擊和刻板印象，單純地思考奴隸制本身的利弊」。（127 頁）
書中另外兩個案例研究可能不太爲人所知。作者帶我們回到了五世紀，講述了一個真實而又令人驚歎的故事——聖帕特里克的故事。帕特里克年輕時被綁架，被賣到愛爾蘭爲奴。他後來逃脫險境，獲得了自由。做了神父後，他卻主動選擇回到那個曾經奴役他的野蠻殘酷的島嶼。帕特里克面臨的處境，就像作者所說的「孤立的少數」：他「代表著少數人的觀點，卻希望與持主流觀點的人對話」（14 頁）。
通常，這樣的少數群體容易轉向內部，發表「私密的、隱蔽的言論，這些言論往往措辭尖銳，充滿對他人的不恰當描述或刻板印象」（19 頁）。然而，帕特里克和他的同伴們卻在這個飽受戰爭、暴力和人祭之苦的島嶼上，創造了和平、愛和希望的避風港。他們建立的凱爾特修道院，爲那些生活在人間地獄的人們提供了「天堂的縮影」（46 頁）。帕特里克本可以站在局外人的立場上，對罪惡的愛爾蘭人口誅筆伐。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從內部改變愛爾蘭的文化。
帕特里克是通過「在地方層面的堅持不懈的努力」實現這種改變的。「他全心全意地致力於整個愛爾蘭的歸信，但他的策略始終是從小處著手，在本地社區中開展工作」（48 頁）。雖然本書兩位作者都支持派遣宣教士去完成大使命，但他們也恰當地提醒我們，真正持久的變革是自下而上建立的，要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中創造「人類繁榮、神聖和平與和解的樂土」（50 頁）。
最後一個展現基督教變革力量的例子，同樣通過建立和平與和解的橋樑在世界上留下了深刻印記。讓·瓦尼耶（Jean Vanier，1928-2019）並沒有向政府請願要求更好地對待殘障人士，也沒有對那些不認同他理念的人表示道德譴責。相反，他創立了一種獨特的社區，讓殘障和非殘障人士能夠和睦共處：「不是作爲照顧者和被照顧者，而是作爲平等的人類同胞」（83 頁）。作者用優美的語言總結了瓦尼耶爲幫助那些在社會中無聲無息的群體所提供的良方：「用充滿愛心的社區取代對抗性的言論。他沒有空談應該平等對待智障人士，而是創建了一個真正體現他們平等地位的社區」（86 頁）。
這本書值得所有希望在當今世界產生積極影響的基督徒閱讀。在這個似乎已經拋棄了我們最珍視的道德價值觀的時代，穆爾霍夫和蘭格爲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他們教導我們如何與更廣泛的社會搭建橋樑——如何做到在世界裡，而不屬於這個世界。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rading Moral Outrage for Winsome Persua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