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 年，年邁的復興運動佈道家埃德蒙·博茨福德（Edmund Botsford）向一位南卡羅來納州的年輕牧師傳授了一些智慧。博茨福德認爲，所有最值得閱讀的書籍中，約翰·班揚（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是「僅次於聖經」的不二之選。
從發行量來看，班揚這部於 1678 年問世的基督徒生活寓言，也的確緊隨聖經其後。在英語文學史上，除了聖經外，沒有任何一本書能像它這樣，在長達數世紀的時間裡受到如此的廣泛閱讀。
時至今日，《天路歷程》的熱度依舊不減。該書已被譯成 200 多種語言。若論對美國文化影響之深遠、受眾之廣，除了聖經，無出其右者。《天路歷程》堪稱美國人心中「第二喜愛」的書籍。
《天路歷程》
約翰·班楊（John Bunyan）著，蘇欲曉 譯
《天路歷程》三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激勵著讀者。它是英國文學中最受喜愛、流傳最廣的作品之一，既是英雄主義清教傳統的經典，也是英國小說發展史上的奠基之作。
故事講述了基督徒穿越絕望泥沼，浮華市集與愉悅山的朝聖之旅，途中充滿危險與奇遇。在忠實的同伴忠信與盼望的陪伴下，他遭遇了諸多敵人——邪惡的魔王亞玻倫、憎善法官、懷疑城堡中的絕望巨人——最終抵達了天國聖城。
中譯有多個譯本，圖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蘇欲曉譯本。
在美國建國初期，班揚的作品曾幫助美國人理解那個充滿變數的時代。1825 年，紐約州西部「焚淨區」（Burned-Over District）的牧師威廉·威克斯（William Weeks）撰寫了《十九世紀的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以此告誡他的同胞：獨立戰爭釋放了巨大的能量，但也帶來了藐視權威和魯莽行事的風氣；除非用秩序和聖經信仰來加以約束，否則國家終將走向滅亡。
威克斯借用班揚筆下的經典意象發出預警：這個襁褓中的國家正滑向屬靈的毀滅城（City of Destruction）。唯有跨過那道窄門（Wicket-gate），美國民族才能走向興盛，抵達天城（Celestial country）。
後來，儘管美國因政治立場和奴隸制問題分崩離析，但班揚的話語卻同時扎根在南北雙方的靈魂裡。19 世紀 20 年代末，波士頓商人路易斯·塔潘（Lewis Tappan）在主日禮拜後遇到了一位名叫迦勒（Caleb）的工匠，對方正爲靈魂得救的問題苦惱不已。塔潘隨即衝進辦公室，拿出了一份能夠對症下藥的屬靈良方：《天路歷程》。
用班揚的作品來闡釋救恩論確實再合適不過。書的開篇便刻畫了一個衣衫襤褸、手捧聖經、背負重擔的靈魂，他發出了震動人心的哀告：「我該怎麼辦？」而在南方的查爾斯頓，出身名門的詹姆斯·P. 博愛斯（James P. Boyce）也對該書推崇備至。當他帶家人遊覽優勝美地山谷（Yosemite Valley）時，眼前的壯麗奇景讓他感嘆道：「此景只應天上有。」博愛斯在日記中寫道，那層巒疊嶂的奇觀，讓他們瞬間想起了班揚筆下的天路客遠眺良緣國（Land of Beulah）時的神聖景象。
在艱苦的邊疆歲月裡，對於家境貧寒的家庭來說，除了聖經，《天路歷程》往往是他們唯一能讀到的屬靈書籍。亞伯拉罕·林肯最早接觸的書，除了教科書，就是繼母從肯塔基州帶來的幾本藏書，而《天路歷程》正是他最早反覆研讀的讀物。歷史學家大衛·赫伯特·唐納德（David Herbert Donald）曾評價道，正是由於林肯對該書爛熟於心，才造就了他日後演講中那種極具聖經韻律的語言風格。
即便到了物慾橫流的鍍金時代，班揚這部鉅著的文化滲透力也未曾減弱。19 世紀末的文壇巨匠們紛紛向其致敬：馬克·吐溫（Mark Twain）在 1869 年出版的歐洲遊記，便取名爲《傻子出國記》（The Innocents Abroad），或《新天路歷程》（The New Pilgrim’s Progress）；1889 年，哈麗雅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在傳記扉頁上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遺言，那正是出自《天路歷程》中真理勇士（Valiant for Truth）的告白：「我的寶劍，留給那繼承我天路行程的人；我的勇氣和技能，留給那能承接它們的人。」
出版商亨利·盧斯（Henry R. Luce）筆下的「美國世紀」拉開序幕，《天路歷程》繼續深刻地影響著公眾議論與美國人的思維方式。班揚不僅幫助美國人構建了政治和文學觀，甚至還左右了他們對大企業及國家媒體的認知。
在「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當西奧多·羅斯福（Teddy Roosevelt）總統試圖描述那一批專門揭露政黨與企業權力腐敗的調查記者時，他想到了班揚。羅斯福稱這些記者爲「扒糞者」（Muckrakers），這個詞源自班揚筆下的角色「拿著一把施肥用的耙子」，他「眼光直直的，只能往下看」，對上方天國的冠冕視而不見。
正如班揚所言：「塵世之物一旦佔據人心，便會將人的靈魂從上帝身邊奪走。」羅斯福深信，大多數美國人都能聽懂這個典故。
而扒糞者們自己也在閱讀班揚。在調查標準石油公司期間，艾達·塔貝爾（Ida Tarbell）回賓夕法尼亞州探望父親。一次晚禱前，父親發現她正鑽研一份國會對托拉斯（壟斷組織）的調查報告，便責備道：「艾達，禮拜天不該讀這種書。」塔貝爾回憶說：「我趕緊換成了《天路歷程》，其實對於研究壟斷組織的人來說，這本書同樣充滿啓示。」
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標準石油的創始人約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在爲自己的商業行爲辯護時，也發誓要將那個「支離破碎的行業拖出『絕望潭』（Slough of Despond）」，這絕望潭指的正是《天路歷程》中困住主角基督徒的那處泥沼。
當時美國生活的每個角落都可以看到對該書的引用。資本家求助於班揚，社會主義者亦然。1900 年，當尤金·V. 德布斯（Eugene V. Debs）在社會民主黨大會上被提名爲總統候選人時，一位馬薩諸塞州的國會議員用極具宗教色彩的措辭宣佈：「正如拔摩島的約翰一樣，他見證了未來新國度、新時代的願景。他所傳達的信息，正是勞動者『天路歷程』的圓滿終章。」
從社會主義政客，到石油大亨，再到調查記者，每個人都將自己視爲某種形式的「天路客」，只是班揚原著中那種屬靈歸信的核心意涵，往往在這些引用中被消解了。
此外，在大西洋兩岸，無論是基要派還是現代派的牧師和教授，都頻繁引用《天路歷程》。例如，20 世紀 30 年代，紐約自由派牧師哈里·埃莫森·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就曾借用盤踞在屈辱谷（Valley of Humiliation）阻擋信徒去路的魔王亞波倫（foul fiend Apollyon）來激勵信徒：「亞波倫再次橫在路中，他最想做的就是吞噬我們的靈魂。世界的希望，就在於那些敢於對他說『不』的人！」
同在那個年代，美國福音派讀者也迎來了C. S. 路易斯（C. S. Lewis）的作品《天路回程》（The Pilgrim’s Regress），其書名顯然是在向班揚的經典致敬。
儘管《天路歷程》在今日受推崇的程度或許不及美國建國初期，但它在美國文化中留下的巨型足跡清晰可見。即便許多美國人不再熟悉老世故（Mr. Worldly Wiseman）或絕望巨人（Giant Despair）這些角色，他們也一定知道《名利場》（Vanity Fair）雜誌，這個名字正是取自書中的那個浮華市集。此外，像世界荒野（wilderness of the world）、懷疑堡壘（Doubting Castle）或神勇（Great-heart）等詞彙，也早已融入了日常表達。
兩百五十年間，美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各行各業、各代美國人仍不約而同地將自己視爲「在路上」的民族。因此，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依然能深深觸動那些在路上的罪人，尤其是那些追尋天國之城的基督徒。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Other Book That Shaped Amer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