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2 月，《要事第一》（First Things）發表了艾倫·任恩（Aaron Renn）的文章《福音派的三個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Evangelicalism），這篇文章一經發表便開始了病毒式傳播。《消極世界中的生活：面對反基督教文化中的挑戰》（Life in the Negative World: Confronting Challenges in an Anti-Christian Culture）是他對這篇文章的長篇擴展。任恩認爲，在過去 60 年裡，美國福音派生活在三個不同的「世界」裡：他稱第一個世界爲「積極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基督信仰受到高度的文化推崇；第二個世界是「中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基督信仰在更廣泛的文化中獲得一定容忍；最後一個世界是「消極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文化公開敵視基督信仰。
任恩認爲，這三個世界之間的變遷要求福音派在與更廣泛文化的接觸中，採取新的策略。
例如，基督徒試圖影響現有文化機構的「文化參與」策略在積極或中立的世界中可能是有意義的。但在公開敵對的文化中似乎是癡人說夢。生活在消極的世界中，意味著作爲宗教少數派生活在敵對基督信仰的環境中。他認爲，這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鞏固基督信仰群體並有效踐行教會使命的策略。
《消極世界中的生活：面對反基督教文化中的挑戰》
艾倫·任恩
在《消極世界中的生活》一書中，作者艾倫·任恩回顧了過去 70 年基督教文化參與的經驗教訓，並提出了教會、機構和個人在「消極世界」——一種與基督信仰價值觀和教義相對立的文化中，忠心生活的具體策略。
由於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解決方案，作爲基督的追隨者在新的消極世界生活、參與宣教將需要多樣化的策略。
Zondervan Reflective出版社, 272 頁。
任恩是「美國改教者」（American Reformer）的高級研究員，他在本書的開頭對原文略作修改。然後，他擴充了之前對福音派在積極和中立世界所採取各種文化策略的解釋，並將其稱爲「文化戰爭」「重視慕道友」和「文化參與」。
然而，他認爲這些模型都無法阻止世俗化的浪潮，也無法阻止後基督教美國的隨之衰落。他認爲，當前的任務是適應消極世界的現實。他寫道：
「在適應消極世界的過程中，應該尊重和保留其他模式中最好和最相關的部分。例如，文化戰爭的戰士懂得，有時必須降低地位，在社會精英中不那麼受歡迎。慕道友的重視者注重踐行大使命，確保人們與福音之間沒有人爲的阻隔。文化參與者理解心靈生活的價值，對文化力量的理解也比其他福音派人士更爲深刻。」（42-43 頁）
本書的其餘部分是任恩試圖爲消極世界中的生活制定一種適應性策略的嘗試。他向後基督教文化中的個人和機構提出了重要的問題：作爲一名基督徒，應如何在消極世界中生活？新的挑戰是什麼，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他還將自己的觀點擴展到與機構相關的重要問題上：基督教機構在消極世界中生存甚至發展的最佳方式是什麼？在消極世界的背景下，教會如何才能最好地履行其使命？
任恩講述了一個直觀而優雅的故事，立刻引起了讀者的共鳴，這一點從他最初發表在《要事第一》上的文章所受到的歡迎程度可見一斑。每個人都能感受到基督信仰在當代美國文化中日漸式微的趨勢，以及社會對基督信仰日益增長的敵意。基督徒理應擔心文化對LGBT+（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變性者）價值觀的迅速接受，以及這尤其會對兒童和青少年造成的傷害。來自各方面的持續壓力迫使基督徒在信仰問題上妥協，並在他們談論信仰問題時言論受限。在這個世界上，基督徒正在經歷著負面的壓力。但是，任恩對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以及我們應該做些什麼的分析卻過於簡單化了。
任恩可以具體而詳細——他近乎精確地確定了「三個世界」的過渡時間（1964 年、1994 年和 2014 年）——但同時又含糊不清、抽象難懂。在講述了「我們如何來到這裡」的故事後，他寫道：
「『三個世界』模型是對複雜現象的簡化，主要爲了實用目的而設計。這些框架與神學或科學模型不同，後者是對客觀真理的宣告。而這些框架更像是工具。」（13 頁）
這是個奇怪的評論，因爲在它之後的十幾頁裡寫滿了看似真實的真理主張。他接著寫道，人們還可以使用其他模型或工具：
「事實上，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此類框架可以解釋相同的現象，每種框架對某些人有用，但對另一些人卻沒什麼用，或者只能解釋情況的不同層面。人們應該對一個問題嘗試使用不同的框架或視角，從多個角度進行審視，以便獲得對世界最全面的了解。例如，羅德·德雷赫（Rod Dreher）的《本篤選項》（Benedict Option）就是一個相關但又不同的視角，用來觀察向消極世界過渡中所發生的變化。」（13 頁）
我在想，任恩看似在寫世界，實際上是否在寫他的工具。有沒有可能「三個世界」並不是一個關於我們文化的真實歷史故事，而是一個關於他「三個世界」理論的實用性故事？他自始至終都在強調對文化理解的「模型」和「框架」，這往往會加深這種印象。由於他的模型沒有任何客觀規範的約束（稍後會對此有更多論述），因此很容易成爲一種自我指認的唯我論（Solipsism）。
此外，無數事實破壞了這個故事的條理性。任恩甚至提到了其中的一些，但他提出的框架卻絲毫不會改變。在文化分析中，這通常是削足適履的證據，認爲任何與理論不符的事實都無關緊要。
例如，他提到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在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受到的待遇，以此證明我們已經來到了「消極世界」。我想知道回到所謂的「積極世界」——他是如何看待 20 世紀 20 年代，梅晨（John Gresham Machen，通常也譯爲「梅欽」）博士在普林斯頓神學院受到的待遇。1962年，美國最高法院將上帝請出了公立學校的大門（1962 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州政府官員撰寫公立學校祈禱文並鼓勵學生誦讀該祈禱文違反憲法。——譯註）——那可是「積極世界」的鼎盛時期——他怎能隨口一提，卻沒有注意到這與他的論點有衝突呢？在 1925 年的美好歲月，美國精英機構是否普遍對「猴子審判」中所代表的那種福音派虔誠持肯定態度呢？（1925 年，美國田納西州通過了《巴特勒法案》，禁止公立學校教授進化論。爲測試該法案的效力和影響，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特意資助了高中生物教師約翰·斯科普斯，讓他在課上故意違法講授進化論，隨後斯科普斯果然被告上法庭。這一象徵科教與宗教矛盾的審判隨即轟動全美，被稱爲「猴子審判」或「斯科普斯案」——譯註）很難說。爲什麼他一個主要例子的中心人物會質疑他對事件的解釋？
對他敘述的任何情節，我都可以提出類似的問題。他所選擇的「過渡」點具有奇怪的武斷性，給人的印象是「三個世界」的框架疊加在歷史之上，而非從對歷史的真正審視中產生。
因此，任恩從事的是多視角主義（multiperspectivalism）工作，他的模型或「鏡頭」只是眾多模型或鏡頭中的一個。但其中往往缺少一個要素：規範性。他首先提出的是規範性問題：「我談論的是作爲基督徒個人和家庭該如何生活？我們應該如何構建我們的教會和機構？以及我們如何利用消極世界爲宣教和傳福音帶來新的機遇？」（17 頁）
這些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做），任恩承認他的工具箱在這方面是有限的：
「我想說明的是，我既不是牧師，也不是神學家。我並不自稱是權威的聖經教師——儘管有少數例外情況，我大多避免根據聖經進行論證。作爲一名福音派基督徒，我當然會用聖經來指導並解釋我的著作。但這本書主要屬於文化分析和策略範疇，而我在這方面確實有著豐富的專業經驗。這本書有關於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牧師和神學家必須在其中應用上帝的話語。」（17 頁）
這種方法乍聽之下似乎很有道理，但請注意，任恩對「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分析是明確脫離聖經的。它獨立存在，可以通過各種社會學方法和模型來理解。我們首先要了解這個世界，然後牧師們再將上帝的話語應用於這個世界。
一個微妙的假設是，聖經並不決定我們對世界的理解。這令人感到遺憾，而且對本書產生了負面影響。例如，他強調消極世界是「未知領域」（43 頁），甚至是「根本性未知世界」。（44 頁）根據任恩的說法，這意味著：
「因此，爲消極世界中的福音派教會創建模型將需要很多人去探索世界的各個部分。這會涉及大量的試錯、實驗。這會涉及錯誤的開始，以及迅速適應和調整的能力。它需要廣泛但鬆散的聯盟和網絡，需要大量的信息共享。」（46 頁）
但消極世界並不是未知領域，也不是「根本性未知世界」。我們不是藉著反覆實驗和錯誤的開始在黑暗中摸索。整本聖經中的每一個字，都寫給生活在消極世界中的人們。它細緻入微地描述了那個世界，並明確告訴信徒們應該如何在其中生活。任恩的這本書以「社會學模型、實用主義、審慎主義和功利主義主張」見長，卻缺乏規範性的聖經倫理。
當任恩終於開始構建他在消極世界中生活的「適應性」策略時，令人驚訝的是，這些策略是如此平淡無奇。他的大部分（並非全部）建議都沒有引起爭議，以至於讀者不禁要問，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他的章節標題概括了他對消極世界的建議：「變得堅韌」「變得卓越」「保持機構誠信」「尋求群體力量」「成爲一道光」以及「審慎地參與」。這些建議都是你在機場書店的商業領導力書籍中可以找到的。
在提出我們身處一個嶄新、未知、前所未有的世界這一具有戲劇性、激進的框架下，這些建議讓人大失所望。他很少提出什麼新策略，與上幾代基督徒的做法相比，這些策略並沒有什麼變化。
任恩提出的一些改正策略簡直就是海市蜃樓。例如，在第 8 章中，他解釋說，在積極和中立的世界裡，福音派試圖與主流文化機構友好相處，從而產生變革性的影響。然而，他認爲「在消極世界中，福音派必然要更加被動地與文化機構打交道，並實行自己的內向型社群強化措施。」（119 頁）然後，他在下一章的第一段中寫道：
「1964 年後，隨著基督教地位的下降，凡是福音派人士認爲國家正朝著錯誤方向發展的地方，他們都建立了平行經濟，尤其注重文化產品。今天，我們在眾多福音派出版社、當代基督教音樂製作人和廣播電臺中看到了這些努力的成果。」（131 頁）
任恩的「新」建議是創造一種福音派亞文化，他現在說這是他一直以來的策略。
任恩的一些善意建議是有益的。然而，「三個世界」模型的隨意性和模糊性，再加上缺乏規範性，使之並沒有產生有益的影響。相反，它爲惡意者打開了大門，讓他們利用它的主題和語言服務於激進的、往往是醜陋的事情。我擔心它會成爲一個空的器皿，讓人可以隨心所欲地放入自己想要的。不幸的是，任恩的一些讀者似乎認爲，對於生活在消極世界中基督徒的處方是，全力迎接算法程序下一步提出的任何挑戰。
他用像「他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的說法來隨意駁斥那些來自於類似神學信念之人的友好批評。「他們認爲我們生活在一個中性（或積極）的世界」，這樣就沒有必要考慮那些因意識形態差異而並非公然敵對的福音佈道方式了。使用「積極世界」和「消極世界」這兩個術語，就彷彿模型可以承載道德重量。
作者一般不對讀者如何對待自己的觀點負責。然而，在這個案例中，過於戲劇化的問題框架引出了同樣戲劇化的解決方案。事實證明，任恩在書中提出了各種良性的，有時很有洞見、偶爾也很有用的建議，比如如何堅韌不拔、經濟獨立，以及如何加強我們的社群建設。我毫不猶豫地建議你購買這本書，並閱讀其中的所有內容。
譯者：北落師門；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at the Negative World Framework Gets Wr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