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何好人會遭遇邪惡？從該隱殺害亞伯起，這個問題就困擾著人類。聖經中有許多相關的思考，最著名的或許是《詩篇》七十三篇。自波愛修斯以降，這個問題也深深吸引了無數哲學家。然而，還有一個更值得深思、卻較少被追問的問題：爲什麼普通人會作惡？不僅是個人層面的惡——家暴、強姦、謀殺——也包括國家乃至國際層面的惡。當年許多普通的德國人支持希特勒，甚至參與執行他那滅絕種族的政策。爲什麼？
對這個問題最著名的探討，來自漢娜·阿倫特。她曾親赴耶路撒冷，旁聽對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隨後寫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Study in the Banality of Evi）。在阿倫特筆下，艾希曼滑稽可笑，是個缺乏反省的平庸之徒，完全無法理解自己所犯下罪行的嚴重性。在他自己看來，他不過是個「確保火車準點運行的人」。至於這些火車最終開往奧斯維辛——對他來說只是一個無關緊要、毫無道德分量的細節。
儘管近些年對艾希曼的研究，對他在執行大屠殺任務時是否真的如此麻木不仁提出了質疑，但第三帝國的歷史仍然提出了一些問題，刺痛每一個自信「我已足夠文明，絕不可能參與那種恐怖」的人。1900 年的德國，是歐洲文化與技術最先進的國家；33 年後，希特勒成了德國的總理。而如果沒有無數普通、禮貌、甚至文明的普通人的參與，第三帝國與大屠殺根本不可能發生。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又爲何會發生？
基督教給出的答案是：人在本質上是有罪的、敗壞的，並傾向於自私。這話不假；但真理未必不顯得陳腐。一個能解釋一切的原因，往往什麼具體問題也說明不了。英國人同樣有罪，但並未策劃系統性地消滅倫敦的猶太人。法國的反猶歷史更惡劣，但也沒有召開萬湖會議。那麼，爲什麼是德國？從這樣一個文明國度的災難性罪行中，我們究竟能否學到什麼值得長久反思的的教訓？
著名歷史學家約翰·夏普託（Johann Chapoutot）在其新著《血的法則：納粹的思維與行動》（The Law of Blood: Thinking and Acting as a Nazi）中，試圖回答這些問題。通過審視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前提及其在國內外、戰爭混亂與治理實踐中的具體應用，夏普託全面呈現了納粹所理解與經歷的世界。而我們，正可從中汲取普世的警示。
《血的法則：納粹的思維與行動》
約翰·夏普託（Johann Chapoutot）著
納粹暴行的規模與深度，似乎超越了常人理解的範疇。究竟是什麼驅使人們以如此無情的野心去戰鬥、殺戮、毀滅？自 1930 年代以來，觀察家與歷史學家已給出無數解釋。
而在約翰·夏普託看來，我們需要更好地理解納粹如何自我解釋。尤其需要看清：有種觀念深深地影響了他們，而他們也不斷地在傳播這種觀念——歷史未曾給予他們選擇：要麼殺人，要麼滅亡。
貝爾納普出版社（Belknap Press），2018 年，512 頁
在討論納粹主義時，人們常傾向於認爲納粹意識形態膚淺，——彷彿那只是精神變態者編造出來的信條，只有傻子才會相信。這種看法或許源於一種可以理解的擔憂：一旦試圖解釋納粹主義爲何具有吸引力，似乎就有爲其開脫之嫌。但這種方式的問題在於，它會助長一種心態：將「開明的我們」與「納粹他們」之間劃清界限，以至於我們很可能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掉進同一個陷阱。夏普託拒絕這種簡單化的處理。在公共輿論兩極分化、極端聲音佔據主流的當下，這本深入剖析納粹文化及思想複雜性的著作，不僅是學術研究中的可貴補充，也同樣對學術圈之外的世界意義重大。
夏普託將納粹主義呈現爲一個龐大、內在自洽且在話語上極具說服力的信念與行爲體系，它極擅於將當代事件吸納進其宏大自我辯護的敘事中。其諸多要素根植於深厚的哲學與文化土壤。夏普託指出，對自然的崇拜是這場運動的核心：德意志種族獨特且具有唯一的道德性；文化差異植根於生物學，而生物學自有其等級秩序。
這正是納粹主義生長的基礎前提，也是夏普託第一章的核心。在第一部分後續章節中，他闡釋了這一前提如何塑造了對宗教、生育倫理、歷史、法哲學及司法實踐的態度，並揭示納粹如何借助電影等媒介，構築精密的歷史與生物學敘事以形塑大眾想像。塑造納粹（亦即德國）文化的並非愚鈍無知的穴居人，他們往往在學術與專業領域成就斐然。萬湖會議的 15 名參與者中，8 人擁有博士學位，這絕非偶然。
第二部分夏普託把焦點放在「鬥爭」對於納粹文化的重要性上。如果北歐人種真的優於其他族群，那麼在邁向其終極統治地位的過程中，鬥爭就不可避免。這種鬥爭將同時在兩個戰場展開：一是在德國人的內心深處，二是在他們所處的外部世界。就前者而言，德國人必須克服對「劣等者」的憐憫之情，因爲這種情感會破壞北歐人種的宏大使命。正是在這一點上，對基督教的攻擊最爲猛烈。因爲基督教偏向弱者，被視爲格外有害。
在此語境下，我頗感意外的是夏普託並沒有提到尼采。學界公認尼采不是反猶主義者——納粹理論家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曾譏諷道，若不是尼采反對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種族主義，他本可以成爲一位偉大的納粹哲學家。然而，尼采對道德話語的譜系學剖析、將基督教視爲奴隸道德的批判，以及對怨恨（ressentiment）驅動倫理思維的洞察，似乎都深刻地影響了納粹對基督教的看法，也影響了他們對猶太教這一宗教的理解。
第三部分，夏普託通過展示納粹敘事如何爲東擴辯護作爲全書的收束。如果說起源神話是納粹思想的基石，那麼注定要抵達的最終邊疆神話同樣不可或缺。納粹入侵與佔領波蘭所呈現的末世般恐怖，正是其敘事邏輯在實踐中一貫推演的必然結果。如同《教父》的故事，納粹的歷史也昭示：錯誤前提下的冷酷邏輯，若被持續而徹底地貫徹，足以將良知尚存的人異化爲魔鬼。
讀有關納粹主義的著作常有一種風險：掩卷沉思之時，讀者唇邊或許會浮起法利賽人的那句話——「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但夏普託的這本書應當引發一種更沉重、更令人警醒的回應，因爲它清晰地揭示了一個社會的道德羅盤如何可能以悲劇性的方式發生扭曲。他所講述的故事印證了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的洞見：道德話語本質上是敘事的產物。康德的義務論倫理，只有在一個對自身有著特定理解和講述方式的世界中才說得通；亞里士多德、保羅、孔子、穆罕默德、托馬斯·阿奎那的倫理思想也是如此——當世界被置於起源與命運的敘事中理解時，道德規範便會隨之反映並強化這些敘事。
納粹主義正是依託於這樣的起源神話（雅利安人種爲人類的巔峰）和命運神話（所謂「種族優越者」的終極勝利）而蓬勃發展。對猶太人的「怨恨」（ressentiment）、在《凡爾賽條約》「罪人」與魏瑪共和國頹廢風氣的推波助瀾下，將這些神話燃成熊熊烈焰。在這種語境中，普世的人性道德悄然消逝，對猶太人的系統性滅絕最終成了「合理」之事。
隨後發生的大屠殺是一場規模難以想像的悲劇。然而，催生它的倫理機制，卻每日在以更瑣碎、更平庸的形式上演。基督徒或許特別容易受此影響。任何在基督教機構工作過的人都深知，起源敘事擁有巨大力量：不論是基要派與現代主義論爭中捨己忠心的故事，還是美南浸信會保守主義復興的傳奇。而與這些起源神話緊密相連的命運敘事，同樣在制度想像中佔據重要地位。
其中的危險在於：超越性的倫理要求被相對化，淪爲服務局部敘事的工具。借用哲學術語，可稱之爲「爲終極目的而對倫理的目的論懸置」。被視爲障礙者遭受踐踏，爲實現宏大命運而編織的謊言被奉爲真理。當虔誠的辭令不再用於掩飾而是直接爲腐敗正名時，每個人都在緩慢而堅定地淪爲共謀者。
這正是夏普託的著作對基督徒尤爲有益之處：它講述了一個社會如何逐步、合乎邏輯、自洽地爲至惡服務而徹底腐化的故事。它不僅讓我們理解納粹主義的崛起，更以某種方式警示我們道德思維與行爲的運作機制——無論我們身處的小世界看似多麼微不足道。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Salutary Lessons from the Evils of Nazi Ide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