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時代的文化戰爭主要在有線新聞和社交媒體上展開。雙方陣營涇渭分明、道德立場絕對，每個人都堅稱歷史最終會證明自己是對的。但在這些喧囂之下，一個老問題始終揮之不去：是什麼樣的思想，塑造了我們對善與惡的看法？
如今我們圍繞自由、公義與身份而展開的爭論，並不僅僅是政策之爭或政治之爭，它們更是道德視野的較量。思想依舊驅動行爲，也仍然爲我們的行動提供理由，有時甚至讓我們不自覺地爲錯誤開脫。四百年前，英格蘭也經歷過自己的意識形態鬥爭——只不過不是在屏幕前，而是在講堂、講台和法律文本當中。那些爭論承載著真實而沉重的道德後果。
在《美國奴隸制的思想源頭：近代大西洋世界中的英格蘭思想》（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American Slavery: English Ideas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一書中，俄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憲法研究助理教授約翰·塞繆爾·哈普姆（John Samuel Harpham）梳理了 1550 至 1700 年間英格蘭思想家如何重塑道德哲學。這場始於民法與自然法的辯論，最終竟演變成支持「擁有他人」的理論根基。正是這種意識形態，讓近代早期的英國人選擇爲奴隸制的罪惡辯護，並將其加速擴張到今日美洲的土地上。
哈普姆教授在書中坦言的研究動機，恰是我長期思索的問題。他寫道：「我想要知道，這個美國史上最深重罪孽的制度，當初爲何不僅被視爲必要之舉或牟利手段，更從道德層面被認定爲正當行爲。」他補充道：「我必須弄清楚，倘若我早出生兩百年，在同樣的文化環境中成長，我會給自己什麼樣的道德解釋？」（第 1 頁）
《美國奴隸制的思想源頭：近代大西洋世界中的英格蘭思想》
約翰·塞繆爾·哈普姆（John Samuel Harpham）著
1550 至 1700 年間，是英格蘭大西洋世界奴隸制度形成與擴張的關鍵時期。在這段時間裡，英國關於奴隸制的討論，都圍繞一個核心問題展開：爲什麼自由人可以變成奴隸？
約翰·塞繆爾·哈普姆通過研究指出，英國學者在可追溯至古代世界的思想傳統中找到了答案。這些思想在羅馬法體系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述，後來也成爲美國早期爲奴隸制辯護的理論基礎。
哈佛大學出版社，368 頁。
這本書，就是他對這一問題的回答。
根據哈普姆對英國思想史的梳理，在近代早期，民法傳統戰勝了自然法傳統，成爲英國主導性的法律思想。自然法傳統受亞里士多德影響，他主張某些人生來就該被統治，不論其法律地位如何。而源自古羅馬法典的民法傳統則宣稱人生而自由，但有些人可能因意外或不幸而成爲奴隸，最常見的情形便是戰爭。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民法傳統的勝利反而使奴隸制更根深蒂固。自然法奴役論因需要論證「天生劣等」而存在道德侷限，民法傳統卻無需此類辯解。通過將奴役定義爲戰爭或意外的法律後果，英國思想家既能在理論上擁護天賦自由，又能在實踐中維持奴隸制度。哈普姆指出，這種法律形式主義反倒構建了一套更寬泛、更持久的奴役框架，使其在大西洋世界快速蔓延。
哈普姆細緻梳理了民法傳統中大量的重要著作。該傳統可追溯到六世紀查士丁尼皇帝編纂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他展示了英國如何吸收並改寫這些思想，體現在如下文獻中：《英格蘭的法律與習俗》（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約 13 世紀，常被認爲出自布拉克頓〔Henry of Bracton〕），約翰·勒·布雷頓（John le Breton）的《佈列頓法典》（Britton，約 13 世紀），托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的《盎格魯共和國》（De republica Anglorum，1583），約翰·考威爾（John Cowell）的《法學原理》（Institutes，1605），雨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的《戰爭與和平法》（The Law of War and Peace，1625），愛德華·科克（Edward Coke）的《法學原理》（Institutes，1628），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維坦》（Leviathan，1651），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論二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1689）
通過這份廣泛的思想地圖，哈普姆揭示了英國思想界如何既宣稱人生而自由，又同時主張「某些人可以在特定情況下變得不自由——成爲奴隸」。讓這矛盾得以成立的關鍵理由是：奴役比死亡更可取。正如哈普姆總結的那樣：「當人們認定沒有比死亡更悲慘的命運時，奴隸制度便獲得了正當性。」（170 頁）
遺憾的是，近代早期的英國人固守於根植於確認偏見的二元意識形態選擇：要麼死，要麼成爲奴隸。當時的決策者是否認真考慮過那些會削弱自身財富、土地或權力的替代性思想？答案是否定的。同樣，我們應當警惕那些將複雜問題簡單二元化的修辭手段——這種簡化往往能爲掌權者或謀權者帶來明顯利益。
儘管哈普姆深入研究了近代早期英國思想家在奴隸制上的思想傳統，但他至少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來源：英國的基督徒。
毫無疑問，正如哈普姆簡要提及的那樣，西班牙人與英國人都曾用「傳福音」作爲奴役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理由：「英國人在美洲的擴張之所以被認可，是因爲他們宣稱自己意在將當地居民轉化爲基督徒。」（69–70 頁）
哈普姆也對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與摩根·戈德溫（Morgan Godwyn）兩位牧師的思想也有所涉獵。例如，他引用戈德溫的批評：「我們這些種植園主（即奴隸主）頂禮膜拜的神祇無非是『利潤』，他們信奉的上帝，就是『利益』」（175 頁）。哈普姆也討論了英國人關於受洗歸主是否應使奴隸獲得解放的爭論。但總體而言，他在選擇研究的文本和人物時具有明顯的傾向性。通過這種方式，哈普姆僅觸及了基督教思想遺產中關於奴隸制度的表面論述，卻忽視了當時英國社會觀念中始終存在的、對奴隸制默許支持的深層基督教思想根基。
哈普姆在書中說明，他的研究靈感來自歷史學者戴維·布里昂·戴維斯（David Brion Davis）的鴻篇鉅製，其成果最早發表於普利策獎作品《西方文化中的奴隸制問題》（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哈普姆的著作確實在梳理該時期思想傳統方面有所深化拓展。但讀者仍可能更推崇戴維斯著作的廣度，因爲戴維斯對基督教文獻（包括講道、神學著作及其他基督徒著述）的挖掘更爲全面深入。此外，樂馬可（Mark Noll）的兩本著作：《太初有道：聖經與 1492–1783 年的美國公共生活》（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The Bible in American Public Life, 1492–1783）以及雖聚焦稍晚時期卻頗具深度的《南北戰爭是一場神學危機》（The Civil War as a Theological Crisis），都對基督教思想資源進行了更豐厚的整合。
在近代早期的英格蘭，幾乎人人自認是基督徒。雖然他們的思想可能受到亞里士多德或民法傳統的影響，但如果要全面研究 1550 至 1700 年間英國思想傳統，就必須深入基督教的思想礦藏。如果哈普姆在這方面進一步展開，他不僅能更有力地說明這一時期英國社會對奴隸制的廣泛認同，也能爲他將要展開的、關於美國奴隸制思想延續性的研究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當我們審視早期美國奴隸制時，難免會問：他們爲何對此視而不見？哈普姆給出了明確的答案：意識形態。他有力地指出，民法傳統爲近代早期的英國人提供了繼續參與罪惡所需的理論依據。這套「源自古羅馬複雜法律文獻的思想傳統」（51-52 頁），恰如其分地滿足了他們的需要。
但面對這個問題，我們不能簡單歸咎於「是意識形態逼他們這麼做的」。事實上，那些幾乎全民自稱基督徒的英國人，主動允許了文化中的意識形態主導自己的行動，去奴役、物化、傷害同爲上帝形像承載者的同胞。更誠實的答案應該是：驅使他們奴役他人的行爲，來自未經省察的、根植於世俗意識形態的自利信念，而不是基於聖經、服務鄰舍的信仰。
基督徒必須誠實面對我們自身的傾向：我們很容易被政治力量、大眾流行觀點，甚至教會領袖的權威所蒙蔽。因此，我們應當與其他基督徒、與教會群體共同以聖經真理爲鏡，時時檢視自身觀點。事實是，如果不錨定於神全備的旨意，我們就會隨從文化的浪潮漂盪，有時甚至淪爲貶損、摧殘上帝形像承載者的推手。
十八世紀末廢奴主義的興起源於多重因素：強調自由獨立的哲學思潮興起，印刷媒體和新聞業的擴張使不爲人知的悲劇與個人經歷得以曝光。但若沒有那些被奴役者以驚人勇氣，冒著生命危險向倡導者訴說真相，一切輿論推動都將無從談起。基督徒雖參與了這段歷史，卻大多是在文化潮流轉向之後。可悲的是，基督徒未能成爲先驅，儘管（值得感恩的是）部分人後來抓起船槳加入了航行。
我們理當頌揚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等後世英國基督徒，他們直面主流意識形態與權勢集團，重新回到聖經真理：每個人都是按著上帝形像所造（創 1:26）。在踐行「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太 7:12）的原則時，他們頂住了巨大壓力，這些原則本身即是對奴役行爲的否定。雖然《美國奴隸制的思想起源》主要面向學術讀者，但它提醒每位基督徒：我們必須以聖經準則爲標尺，不斷審視所處文化的倫理觀念。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Ideology Made American Slavery Seem Mor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