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釋經（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是一種解讀聖經的方法，在解經時它帶著明確的神學預設、問題和關注點，力求在經文中聽到的不僅僅是不同作者的思想和聲音，更是來自上帝的話語，使之成爲我們認識神的主要權威來源。
神學釋經起源於聖經作者本身，既是一種源遠流長的基督教解經實踐，也是一項當代學術運動，它所倡導的解經方法，反對啓蒙運動所提出的不帶前提的觀念和不可知論的解經方法。正如批評這一運動的人所指出的，這種解經方法有這樣一種風險，即聖經中每段經文的特殊貢獻和每位聖經作者的獨特聲音可能會淹沒在讀者對聖經主題和故事情節的整體認識中，或爲了適應讀者固有的預設神學解讀框架和範疇而遭到扭曲。但是，畢竟不帶任何預設的解讀並不存在，帶著自覺、明確的神學預設來解讀經文的方法與經文本身的內容和關注點一致。只要讀者願意接受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這些預設解讀可能會在與文本的碰撞中受到挑戰或被推翻，那麼明顯的神學解讀立場就是一種合理、富有成效的解經方法。
聖經中有多處經文中說到，聖經中的書卷並不只是人類作者所寫的，而是神的話語，是聖靈所「默示」的（如提後 3:16；彼後 1:20-21）；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是萬物的創造者（如創 1:1；詩 33:6-9）；宇宙因祂的話語和祂兒子主耶穌的道而成爲一體（如西 1:16-17；來 1:3）；聖經是神賜給祂子民的，爲要堅固他們的信心、盼望、愛心，使他們有得救的智慧和生活的智慧，並裝備他們在世界中踐行祂的使命和建立教會（如羅 15:4；提後 3:15-17）。[1]
認真對待這些宣告的聖經讀者始終認爲，解經本質上必然是一項神學任務；聖經雖然也有其它方面的價值，但它首先是我們理解上帝以及祂與我們和萬物之間關係的主要權威來源。因此，從基督教會建立伊始，解讀和教導聖經就涉及到一種循環論證的思想，在這個思想中，理解特定聖經文本的意思及其重要性要放在聖經故事更宏大的敘述、它的高潮和實現在福音中，以及將上帝和關於這個世界的基本信念作爲這個故事的前提和必然結果。[2] 因此，用這樣的方式解經並不是將外來的教條強加於聖經，而是模仿並採納我們在聖經正典中，從耶穌、使徒和新約作者那裡學到的解經方法。[3]
當然，追隨他們的腳步並不意味著要抹殺神當時的啓示和對我們現在的教導這兩者間的區別。新約作者（以及耶穌本人）都在解經，但他們所寫下來的和所傳講的絕不只是對聖經的解讀。他們的身上有自己的見證，並且他們本身就是上帝啓示的傳聲筒，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這些當代的傳道人和作家是做不到的。[4]
出於這個原因（還有其它原因），如果我們認爲我們對待新約的態度應該與耶穌和新約作者對待舊約的態度類似，那就錯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新約著作（以及耶穌言論中被記住和記錄下來的部分）納入更大的「聖經」範疇（參提前 5:18；彼後 3:16），但認同對正典的這一判斷並不會抹殺聖經根本上的兩約結構。我們與新約作者之間有著聖經正典分界線的區別，我們領受的權威和神話語寫下時的模式是不同的，但這種不同並不是因爲他們所處時代與我們所處時代有著任何根本性變化。從新約作者的角度來看，神「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的「過去」與「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來 1:1-2）的「現在」之間的差別，在解經學上的意義遠遠大於他們在基督裡見證上帝啓示的使徒時代與我們繼續接受這一見證的後使徒時代之間的區別。因此，與其說我們的任務是在解讀新約時模仿他們對舊約的解讀，不如說是跟隨他們的腳步，通過基督解讀舊約（和所有事）並且通過舊約解讀基督（和所有事）。
儘管如此，在解讀新約時我們仍有許多工作要做，其中包括上文所述的這個循環遞歸的過程。從新約成書的年代到我們這個時代之間有兩千年的基督教歷史，這爲我們留下了大量的神學傳統，包括了普世教會的祈禱文、讚美詩和信條，我們自己特定宗派傳統的信仰告白和實踐，以及教父及他們的繼承者幾個世紀的著作。除此以外，還有更多在各種文化和宗教背景下，從人類關於上帝和諸神的討論中所產生出的文獻和傳統；正如特土良（Tertullian）和奧古斯丁（Augustine）所承認的，早期的基督徒並沒有發明「神學」這個範疇，而是進入了異教徒已經進行了幾個世紀的對話之中。[5]
當然，這些與新約文本本身在啓示中所擁有的地位截然不同，但它們仍不可避免地構成了我們在閱讀聖經時對經文的預先理解和預先認定。成熟和負責的神學解讀既包括對塑造我們成爲讀者的傳統心存感激之情，也包括謙卑地準備好將我們整個自己；包括當我們在神的話語中與祂相遇時，將我們先前的神學理解和信念，交給神的判斷和更新的工作。（參來 4:12-13；各 1:22-25）
「神學釋經」不僅在一般意義上一直是基督徒嚴肅對待聖經的基本要素，而且「神學釋經」（大寫的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縮寫爲 TIS）在過去三十年裡還獲得了更爲特殊的含義——它是一個當代運動的名稱。[6] 這個倡導神學釋經的運動是一個由神學家和聖經學者組成的鬆散聯盟，他們嘗試重申對聖經的傳統解讀，即聖經是需要涉及神學閱讀的文本，以此來有力地回擊某些學術界的觀點——認爲研究聖經唯一合理的學術途徑是排除所有神學問題，以徹底的不可知論爲方法論，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研究。
這個運動的支持者針對他們所採用作爲其名稱的術語給出了各種不同的定義 [7]，但大多數定義的基本特徵是，在這種解經模式中，讀經與神學認定和閱讀聖經時解經傳統中的預設性理解之間存在著遞歸關係。借用丹尼爾·特雷爾（Daniel Treier）的話，更簡潔的表述是，它意味著「用教義解經並且用解經支撐教義。」[8]
「神學釋經」運動的擁護者來自各種神學立場的東正教、天主教和的新教傳統，包括一些著名的福音派神學家和聖經學者。因此某些版本的「神學釋經」遭到批判也就不足爲奇了，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將解經權威賦予前現代解經者（如教父或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者）或基督教傳統中的信條和信仰告白；某些神學釋經模式的另一個相關危險是，把外來或不合宜的概念強加於經文文本，或對聖經或傳統中別的觀點進行人爲、過早和強行的調和，這樣做可能會模糊聖經文本本身的意義。
但如果在實踐中尊重聖經權威的獨特性和終極性，並對正典中的獨特聲音保持適當的敏感，那麼有意地運用神學釋經方法可以豐富解經的過程並帶來幫助。可以提出否則可能無法想到的可能意思，可以獲得將這一文本中所說的內容與從其它經文中學到的內容關聯起來的類別和框架，並且可以排除掉（至少很大程度上排除掉）一些可能的解讀——它們與正當合理的神學框架內的信仰產生不可調和衝突。有時，對神學傳統的預先了解也能起到適當的督責作用，提醒那些魯莽或急躁的解經者，他或她並不是第一個與這些經文角力的人，對一個解經者來說似乎不言自明的結論，對另一個解經者來說並不總是那麼明顯。對神學的理解有時可以幫助我們慎言而不是滔滔不絕。
總之，認真、慎重地思考聖經作爲神聖話語的特點、上帝在聖經所講述的主題和故事中的中心地位、聖經在上帝使命中的功能，以及我們作爲讀者在上帝百姓中的地位，並感恩地（儘管不是不加批判地）借鑑其他在我們之前閱讀過相同經文之人的見解，這樣的解經方法有很大的價值。
[1] 以下段落中的部分內容經許可改編自 David I. Starling, 「Hermeneutics and Preaching: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Preaching Task,」 in Doctrine for Declara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Th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Biblical Preaching, ed. Chase R. Kuhn and Paul Grimmond (Bellingham: Lexham, 2020).
[2]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植根於舊約作者和編輯的解經實踐甚至比這更古老，他們閱讀和思考更早的聖經文本和傳統，將其與上帝爲了拯救以色列和世界而與人互動的故事及他們期盼的未來高潮聯繫起來。有關舊約神學釋經的案例研究，請參見 David I. Starling, Hermeneutics as Apprenticeship: How the Bible Shapes Our Interpretive Habits and Practices (Grand Rapids: Baker, 2016), 23-91.
[3] 特別參照 Kevin J. Vanhoozer, The Drama of Doctrine: A Canonical-Linguistic Approach to Christian Theolog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2005), 331.
[4] 這種說法有時（但不總是）在他們所說和所寫的內容中是明確的。無論情況是否如此，將新約聖經納入基督教聖經正典都意味著教會應將其作爲獨一無二的權威性神話語的載體來閱讀。
[5] 參Augustine, On the City of God 6.5–12; Tertullian, To the Nations 2.1.
[6] 參 Daniel J. Treier, Introducing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Recovering a Christian Practice (Grand Rapids: Baker, 2008), 11-36。簡要介紹了神學釋經運動在以下國家的興起和前身。
[7] 參J. Todd Billings, The Word of God for the People of God: An Entryway to the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0), xii, and Joel B. Green, Practicing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Engaging Biblical Texts for Faith and Formation (Grand Rapids: Baker, 2011), 4-5, and the seven theses propounded in Kevin J. Vanhoozer, Hearers and Doers: A Pastor's Guide to Making Disciples through Scripture and Doctrine (Bellingham, WA: Lexham, 2019), ch. 4 中提供的簡要定義。
[8] Treier, Introducing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64.
由這一解經方法的支持者和實踐者撰寫的「神學釋經」運動的簡介：
對經文自我詮釋之神學意義的思考：
對神學解經的優缺點進行同理性批判思考：
編注：
本文爲「簡明神學」系列專文之一，本文所表達的所有觀點均爲作者本人的觀點，本文基於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署名-相同方式共享（Attribution-ShareAlike, CC BY-SA 4.0）協議免費提供給公眾，允許用戶以媒體/格式和改編/翻譯其中內容，但需要附上原文鏈接、指出自己所做的修改，並採用同樣的知識共享許可協議。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