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

十八世紀啓蒙運動時期聖經鑑別的興起與福音運動的興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摘要

十八世紀有時稱爲「啓蒙運動」或「理性的時代」，並且被描繪爲一個世俗化的時代。然而，過去半個世紀的研究表明，在那個世紀裡，蓬勃發展的基督教比人們通常所認爲的更有生命力。儘管如此，聖經鑑別的興起確實促進了世俗思想的發展，影響了許多同時代人的宗教信仰。

啓蒙運動（1680-1799 年）

在歐洲歷史上，1680-1799 年這一時期經常稱爲「啓蒙運動」或「理性的時代」。十八世紀的人經常用他們自己語言中「光」這個詞的派生詞來描述這一時代。例如，法國人用 Siècle des lumières，德國人用 Aufklârung。

哲學家

啓蒙運動的擁護者有時稱爲哲學家（philosophes，法語中的哲學家）。他們欣賞古典異教作家西塞羅（Cicero）等的著作以及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經驗主義觀點。他們主張自由使用「理性」，將其作爲辨別真理、理解人類和世界的權威指導。他們通常拒絕基督教教義。哲學家凱撒·切斯諾·杜馬賽（Cesar Chesneau Dumarsais）這樣說道：「理性之於哲學家，正如恩典之於基督徒。基督徒行爲的基礎是恩典，哲學家行爲的基礎是理性。」

「哲學家」們聲稱，「哲學（運用理性）」的進步將促生出幸福、寬容和進步的「啓蒙」時代。許多人尖銳地批判了傳統的基督教信仰，如亞當墮落導致的罪性、神蹟的真實性、聖經預言的應驗和基督的神性。他們質疑聖經的無誤性，贊同聖經鑑別學。總之，他們大肆宣揚正統基督教倡導的不是光明而是黑暗，不是真理而是迷信，不是和平與文明而是狂熱。

這些「哲學家」經常充當宣傳家、社會活動家和改革家。在法國，他們包括伏爾泰（Voltaire）、德尼·狄德羅（Denis Diderot）、達朗貝爾（D』Alembert）和日內瓦的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年，直到他成爲伏爾泰的忠實批評者爲止）；在德國，他們包括聖經鑑別家赫爾曼·塞繆爾·賴馬魯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1694-1768 年）、哲學家哥特霍爾德·萊辛（Gotthold Lessing，1729-1781 年）和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年）；英國自然神論家，如安東尼·柯林斯（Anthony Collins，1676-1729 年）和哲學家大衛·休謨（avid Hume，1711-1776 年）；美國偏向自然神論的政治家和作家，如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7 年）、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 年）和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 年）。「啓蒙運動」的倡導者呼籲對南美洲進行改革。

在法國和德國，「哲學」運動的力量在 18 世紀中葉不斷加強。相比之下，在英國，與自然神論主義相關的「啓蒙」運動在 1750 年達到巔峰。

啓蒙運動開始時聖經持久的權威性

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眼中噙滿了感激的淚水。國王陛下感激他的屬靈顧問雅克·貝尼尼·博須埃（Jacques Bénigne Bossuet，1627-1704 年）對耶穌所說「勉強人進來」（路 14:23）做出的解釋，這讓國王從聖經中找到了撤銷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的正當性。撤銷敕令（1685 年）剝奪了法國加爾文教派或胡格諾派（Huguenots）在其王國內生存的權利。它重申了國王的宗教——羅馬天主教——是他允許臣民信仰的唯一宗教。路易十四下令強迫胡格諾派教徒皈依羅馬天主教，否則將面臨殘酷的懲罰。一些抵制國王命令的胡格諾派牧師遭處死。十八世紀，許多胡格諾派的平信徒，如瑪麗·杜蘭（Marie Durand）因抵抗而入獄。還有一些人被迫在國王的大帆船上服役。成千上萬的人不得不「皈依」羅馬天主教。1787 年，寬容的政策最終授予法國新教徒。

儘管博須埃錯誤地解讀了《路加福音》 14 章 23 節，但這一事件揭示了在 16 世紀 80 年代末法國政治生活中聖經的重要影響力。事實上，博須埃曾寫過一本書名爲《從聖經的字裡行間得出的政治學》（Politics drawn from the very words of Scripture，1679 年手稿初稿，中文名暫譯）。博須埃認爲，聖經不僅在信仰和實踐方面，而且在政治和其它事務方面，都是上帝毫無錯謬的神聖話語。博須埃在描述這本書的目的時寫道：「我們將從聖經的教義和範例中揭示政治的祕密、政府的格言（maxims）和法律的淵源……」

與此同時，聖經的權威性也受到了同代人的激烈挑戰。1685 年，常被譽爲「聖經鑑別學之父」的法國羅馬天主教徒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1638-1712 年）與讓·勒克萊爾（Jean Le Clerc，1657-1737 年）展開了一場毫無保留的辯論。勒克萊爾是一位日內瓦文學家，曾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阿米念抗辯派神學院（Arminian Remonstrant seminary）任教。在一本名爲《荷蘭一些神學家的感言》（Sentimens de quelques theologiens de Hollande,,, [Sentiments of some theologians of Holland…] (1685）之書中，勒克萊爾嚴厲抨擊了西蒙 1685 年版的《舊約聖經的歷史批評》（Histoire critique du Vieux Testament）。

博須埃早先曾批判過同一著作的第一版（1678 年）。西蒙在該書的前幾頁否認摩西寫了「摩西五經」的全部內容，這讓博須埃感到震驚。博須埃說服政府燒燬了這本書。在 16 世紀 70 年代，否認「摩西五經」作者的身份可能會使你的書遭到法國熊熊篝火的焚燒。

在他們連篇累牘的辯論（1685-1687 年）中，西蒙和勒克萊爾都否認了博須埃等當代教士的正統觀點，即聖經是上帝無誤的神聖話語。這場用法文進行的辯論在期刊上得到了廣泛的評論。約翰·洛克和皮埃爾·貝爾（Pierre Bayle）等「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的主要成員密切關注了這場辯論。

西蒙和勒克萊爾的辯論震驚了同時代的一些人。這場辯論認爲，在思考政治、自然哲學（「科學」）、人性觀點、倫理等問題時，不必理會據稱會出錯的聖經。17 世紀 40 年代，另一位聖經鑑別學家——讓·阿斯特魯克（Jean Astruc），在回顧西蒙和勒克萊爾的辯論時說，這是聖經鑑別史上的一個決定性轉折點。

保羅·哈扎德與《歐洲思想的危機》（1680-1715 年）

保羅·哈扎德（Paul Hazard）在《歐洲思想的危機》（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Mind，1935 年，中文名暫譯）一書中，非常著名地將西蒙和勒克萊爾辯論發生的時代描繪爲一些知識分子認爲歐洲基本上脫離了基督教的時代。「啓蒙運動」開始興起。哈扎德運用誇張的手法推測，到 1715 年路易十四去世時，法國人放棄了博須埃那樣的宗教信仰，開始像啓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伏爾泰那樣進行理性思考。哈扎德將這種所謂效忠對象的轉變稱爲「革命」。在哈扎德看來，聖經鑑別學的興起直接促成了歐洲啓蒙運動中世俗流派的出現。

對啓蒙時代觀點的修正

在過去五十多年裡，許多歷史學家對啓蒙運動時代是一個絕對世俗的時代這個觀點提出了質疑。標準觀點經常將「啓蒙運動」描繪成一個「理性時代」，在這個時代，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屈服於理性主義的力量。

康德（Kant）的觀點促成了這種理解。在回答「什麼是啓蒙運動？」（1784 年）時，康德回答道：「啓蒙是人類擺脫自我造成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在沒有他人指導的情況下無法利用自己的理解力。」康德繼續說道：「要敢於求知！（Sapere aude！）敢於運用自己的理解！這就是啓蒙的格言。」我們要這麼做，而不依賴教會的教導等外部權威。一些歷史學家將康德的勸告轉換成了一句典型的格言，用以概括歐洲思想生活中包羅萬象的理性主義特徵。因此，他們傾向於淡化「啓蒙運動」中表現了宗教活力的跡象。不少人還將注意力集中在探尋法國大革命（1789-1799 年）的「經濟」和「思想」起源上。

然而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新的研究發現在不同的國家，「啓蒙運動」一詞的內涵並不完全相同，而「宗教」在歐洲的生命力也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哈扎德對皮埃爾·貝爾、約翰·洛克、理查德·西蒙等人的描述被批判爲過於世俗化並且貶低了他們對基督教的委身。此外，「啓蒙運動」的重點各有不同。伏爾泰主導的法國「啓蒙運動」（Siècle des lumières）比蘇格蘭啓蒙運動或德國的「啓蒙運動」（Aufklârung）更反基督教。宗教爭論，如法國詹森派（Jansenists）與耶穌會士（Jesuits）之間的爭論（拒絕聖禮之爭，Refusal of Sacraments Controversy），往往比哲學家——「啓蒙運動」的支持者們的著作更能激起人們的激情。根據弗朗索瓦·福雷（François Furet）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出於經濟動機策劃的說法似乎不再那麼有說服力。事實上，戴爾·範克利（Dale Van Kley）出版了一本廣受歡迎的書，書名很有煽動性，叫做《法國大革命的宗教起源》（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更重要的是，在「啓蒙運動」時期聖經是讀者人數最多的一本書。十八世紀在法國印刷的聖經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多。十八世紀甚至出現了基督教殉道者。十八世紀中葉，法國胡格諾派「沙漠教會」的牧師因繼續祕密傳教而遭處死。許多基督徒，如托馬斯·里德（Thomas Reid，1710-1796 年），並不認爲用理性護教是對信仰的侮辱。與福音派傳道人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見他的日記）、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見他的日記）和約拿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見他的《神的奇妙工作的忠實敘述》[A Surprising Work of the Spirit of God…]）相關的「第一次大覺醒」席捲了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英屬美洲殖民地。

聖經鑑別的來源

各種思想涓涓細流般匯聚成聖經鑑別學的源泉。1.蘇西尼（Socinian）的融入學說（accommodation）認爲，聖經作者無意中使他們的寫作融入了他們自己的時代和文化中的錯誤、神話和誤解，從而製造出了聖經文本中的錯誤；2. 笛卡爾強調理性是確定真理的基本標準；3.伊本·以斯拉（Ibn Ezra）等幾位猶太解經家的論點，他們對「摩西五經」作者的身份提出了質疑；4.格勞秀斯（Grotius）和埃皮斯科皮烏斯（Episcopius）的著作，他們設立了聖經真理的層次；5. 「科學」和地理方面的發現，這些發現似乎對聖經中的記述提出了質疑。

著名聖經鑑別學家的精選名單

歷史學家安東尼·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指出，1650 年，「鑑別學」先驅亨利·德·瓦盧瓦（Henri de Valois）呼籲學者們在閱讀古代文本時，不要自動接受古代作家的所有主張。不過，瓦盧瓦在他關於文本的原則中規定了一個例外：「只有在閱讀聖書時才要求我們的思想受奴役，放棄判斷的自由。我們必須養成一種習慣，在閱讀其它所有書籍時都要運用批判性思維。」

1. 正如歷史學家理查德·波普金（Richard Popkin）所言，伊薩克·德拉佩雷（Isaac de la Peyrère，1596-1676 年）是第一位將科學與宗教對立起來的學者，而不是有時人們所說的伽利略。伽利略相信經過正確解讀的聖經是無誤的。與此相反，伊薩克·德拉佩耶爾認爲聖經只記載了猶太人的歷史，而沒有記載亞當之前遠古先民的歷史。後來，他在宗教裁判所前放棄了自己的觀點。
2. 本尼迪克特·斯賓諾莎（Benedict Spinoza，1632-1677 年）是一位鏡片研磨師，經常被譽爲「聖經鑑別學之父」（與理查德·西蒙齊名）。斯賓諾莎生活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年輕時，他曾遭猶太會堂的驅逐。他欣賞猶太解經家的著作、伊薩克·德拉佩雷的思考以及笛卡爾對理性的強調。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1670 年）中抨擊了聖經無誤論的教義。他認爲，該教義強化了那些不稱職政治人物的權威，他們引用《羅馬書》第 13 章作爲禁止違抗其權威的依據。斯賓諾莎主張用理性來判斷事物的真假。他否認摩西寫了「摩西五經」。他指出，聖經和上帝的話語不是一回事，哲學有助於鑑別聖經的真僞。斯賓諾莎聲稱奇蹟不會發生，因爲自然法則不可侵犯。他受到許多基督徒和猶太人的廣泛譴責。
3. 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1638-1712 年）提出，他的《舊約聖經的歷史批評》回應了斯賓諾莎對「摩西五經」作者身份以及對聖經權威性之正統觀點的反對。西蒙指出，以色列有「公共文士」保存聖經經卷。這些文士受到上帝的啓示，在「摩西五經」中寫下了非摩西所寫的經文。這些「公共文士」有時沒有按照正確的順序保存經卷，他們在經文中引入了「錯誤」。他否認聖經提供了足夠的細節來建立無誤的歷史年表。西蒙超越了「聖經鑑別學」（Critica Sacra），即原本只是鑑別聖經原文文本的鑑別學，轉而倡導後來被稱爲「高等鑑別」的幾項原則。
4. 讓·勒克萊爾（Jean Le Clerc）對西蒙 1685 年的著作提出了嚴厲批判。他指出以色列沒有 「公共文士」這樣的組織，「摩西五經」的作者比摩西晚得多，經文中受到啓示的部分僅限於先知所寫的經文和與耶穌基督的話語有關的經文，而且西蒙的希伯來語學得很差。皮埃爾·貝爾警告勒克萊爾，他的書可能會播下無數無神論的種子。西蒙和勒克萊爾的辯論通過「文人共和國」傳播了「聖經鑑別學」，伏爾泰和十八世紀的其他哲學家也注意到了這一點。
5. 安東尼·柯林斯（Anthony Collins，1676-1729 年）是當時最有爭議的一位自然神論者。他引用了理查德·西蒙和其他人對聖經的批判，據此否定了正統的聖經權威性觀點。自然神論者認爲上帝創造了世界，然後讓世界按照不可侵犯的自然規律運轉。這種觀點排除了上帝對我們世界的參與。它斷然否定了基督的道成肉身、奇蹟的真實性和特殊啓示。柯林斯主張用理性和「自由思考」來尋找真理。
6. 弗朗索瓦·瑪麗·阿魯瓦（François-Marie Arouet），改名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 年），一位機智而尖刻的文學家，是法國最著名的哲學家。他寫下了大約一千五百萬字的作品。1762 年，他在給另一位哲學家赫爾維蒂烏斯（Helvetius）的信中說，「光明時代」正在蔓延。伏爾泰對基督教的攻擊在他的作品中無處不在。他在《五十人佈道集》（Sermon to the Fifty，1749 年，中文名暫譯）、《哲學詞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1764 年）和《聖經終解》（Bible finally explained，1778 年，中文名暫譯）等多部作品中嘲諷了正統的聖經權威性觀點。在後一部著作中，他引用了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和讓·勒克萊爾（Jean Le Clerc）等人的論點。
7. 約翰·薩洛莫·塞姆勒（Johann Salomo Semler，1725-1791 年）於 1753-1791 年在哈勒（Halle）的路德大學（Lutheran University）任教。該大學由虔信派雅各布·施佩納（Jacob Spener）創建。直到 17 世紀 40 年代，教授們一直講授聖經是默示的並具有無誤性（甚至是舊約希伯來文中馬所拉文本的無誤性）。塞姆勒在日記中指出，正是因爲閱讀了西蒙和勒克萊爾的著作，他才成爲一名聖經鑑別學家。他用德文出版了西蒙的一些著作。塞姆勒主張自由研究，在聖經正典中尋找真正的正典。他顯然信奉蘇西尼派的聖經觀，認爲有必要剔除聖經中的糟粕，包括對天使等的信仰。塞姆勒批判了一位不知名作家（後被確認爲萊伊馬魯斯 [Reimarus]）的作品，該作品否認耶穌基督的神性，聲稱門徒從墳墓中偷走了基督的屍體。萊辛反過來批判塞姆勒，批評他雖然使用了聖經鑑別原則，卻仍堅持相信基督復活和基督的神性。

後記

塞姆勒在 1791 年去世前，他曾爲德國大學神學專業的學生越來越少而感到遺憾。他承認，自己在聖經鑑別學方面的工作挑戰了正統派對聖經權威性的認識，很可能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美國人查爾斯·霍奇（Charles Hodge）後來指出，許多德國神學家普遍接受蘇西尼派的融入說，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他們背離福音派正統的原因。

相比之下，英國反自然神論作家在護教方面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爲什麼一些觀察家在1790 年代宣稱，過去五十年裡沒有人閱讀自然神論者的作品。這可能有些誇張。不過，在 18 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裡，英國的福音運動確實蓬勃發展。其中一些成員開始推動對外宣教。同樣，在 17 世紀 90 年代，許多英國人閱讀聖經的目的是試圖了解法國大革命如何與聖經的預言相契合。

進一步閱讀

• Hazard, Paul.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Mind 1680-1715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81).
• Kramnick, Isaac, ed. The Portable Enlightenment Rea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5).
• Sorkin, David. The Religious Enlightenment (Jews, Christians and Muslims from the Ancient to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Van Kley, Dale.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Calvin to the Civil Constit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編注：本文爲「簡明神學」系列專文之一，本文所表達的所有觀點均爲作者本人的觀點，本文基於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署名-相同方式共享（Attribution-ShareAlike, CC BY-SA 4.0）協議免費提供給公眾，允許用戶以其他媒體/格式和改編/翻譯其中內容，但需要附上原文鏈接、指出自己所做的修改，並採用同樣的知識共享許可協議。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Rise of Biblical Criticism in the Enlighte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