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的可靠性問題主要涉及舊約所記述歷史人物、事實和事件的準確程度，以及寫作過程對其所涉及人物和過程的記述是否準確。
許多人懷疑舊約歷史的可靠性，但新約支持舊約，而且有大量外部的古近東歷史和考古證據支持舊約。這些有的是具體歷史細節的直接證據，但即便沒有這些證據，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記載是可信的。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舊約對其創作歷史的描述：誰寫的、何時寫的、寫作過程是怎樣的。
新約的經文肯定了舊約作爲神聖啓示對於耶穌基督的追隨者仍具有持續的重要性。例如，使徒保羅寫道（提後 3:15b-17）：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我們可以把舊約和新約都納入這段總結中，但這段經文的重點必須放在舊約上，因爲提摩太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新約還不存在。然而，由於保羅是在他生命和事工即將結束的時候寫下這段經文的，儘管那時新約的大部分內容已經有了，但舊約對他和教會的重要性並未喪失。
同樣，彼得寫道：「因爲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彼後 1:21），指的就是舊約（見彼後 2:1）。顯然根據這些（及相關）經文，舊約聖經在指導基督徒與主同行方面是可靠的。我們也可以對比舊約本身的經文，獲得類似的確認（如約 1:8；詩 1:1-2）。
我們說的舊約「可靠性」是什麼意思？它有多「可靠」？例如，舊約的歷史性（即歷史可靠性）如何？希伯來聖經中提到的歷史事件是否發生在真實的時空中？如果是，它們是否以舊約描述的方式發生？耶穌和新約的作者——使徒們一直教導或假定舊約的歷史是可靠的。這包括從上帝創造世界到始祖、到摩西、到征服和佔領迦南地、到君王和先知時期、到巴比倫流亡和復國以及其一路走來的歷史（見太 1:1-17，19:3-9；約 8:39-47；徒 7；羅 5:12-21；來 11；彼後 2:4-10）。耶穌和新約的作者們利用所有這些故事來教導教會歷史——「祂的故事」（His-story），以及這個故事對基督徒生活的神學意義。
關於舊約歷史可靠性的不同觀點
對一些舊約讀者來說，上面引用的新約參照（以及許多其他類似的參照）就已經解決了舊約歷史可靠性的問題。但對另一些讀者來說則不然。例如，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爲，事實上歷史可靠性並不是真正的問題，因爲舊約的歷史主張與信仰和實踐問題無關。[1] 另一些人則認爲，在這些經文中，耶穌和新約的其他作者只是爲了提出某些神學主張而遷就了當時人們的認知。[2] 還有一些人認爲，要接受舊約中的任何內容爲歷史，都需要外部歷史資料的證實（詳見下文）。
當然，這不是新約的表述，包括本文作者在內的許多學者都認爲歷史問題對信仰的確很重要。[3] 雖然舊約歷史是經過神學解釋的歷史，但它仍然是歷史。所有古代史的寫作都有其目的，無論其目的是關於政治、經濟、神學還是其他方面。[4] 事實上，「客觀」的歷史寫作這個概念即使在我們這個時代也只是個幻覺。乾巴巴地羅列歷史事件根本不是在寫歷史，那只是歷史寫作的基礎數據。選擇或排除某些歷史資料，再決定以何種方式闡明哪些資料是重要的，這就形成了歷史寫作。
舊約歷史可靠性的外部支持
一方面，舊約中作爲歷史記載的大部分內容都沒有直接的外部資料來證實。這並不奇怪。例如，我們不應該期望在古近東的文字或考古記錄中找到亞伯拉罕這個人。我們只能說明，放在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下，聖經對亞伯拉罕及其生活方式的描述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我們在舊約中發現的許多內容在一定程度上確實通過考古和文本得到了證實。當然，我們無法在這篇短文中討論所有細節，但例如，古埃及文獻證實了舊約中所描述的以色列和猶大國王的順序和年代。[5]
舊約告訴我們，上帝確實把古代以色列人從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來，帶領他們來到西奈半島，在那裡與他們立約，然後帶領他們征服並佔領了祂應許給他們的土地。這些歷史和其他類似的歷史事實對我們的信仰很重要。[6] 如上所述，有些人認爲重要的是神學上的解釋，而不是上帝行爲本身這類歷史事實。這實質上是認爲上帝只說話卻不作爲，或至少祂所解釋的那些作爲本身都不重要。是的，舊約的確從神學角度解釋歷史，但它以神學爲導向編排歷史的這個事實本身並不會降低其所記載歷史的準確性。我們沒有歷史或考古數據來證明每一點，但就如人們所常說的那樣，缺乏證據並不代表不存在。
對舊約歷史可靠性的錯誤懷疑
有時，學者們的懷疑是不假思索的。例如，法老麥倫普塔赫（Pharaoh Merneptah）的勝利石碑（約公元前 1209 年，可能是士師底波拉的時代）提供了外部可驗證的證據，證明在他的時代，巴勒斯坦山地確實有一個名爲「以色列」的民族。[7] 這一小塊證據證實了歷史，雖然它有具體而重要的意義，但仍有一些學者否認它、忽視它或以某種方式重新解釋它，因爲它違反了他們對以色列早就存在的懷疑。
20 世紀 90 年代，這類學者中的一個群體嶄露頭角。這些歷史「極簡主義者」認爲舊約是波斯晚期和希臘化早期（約公元前 400 年至公元前 250 年），爲了支持當時的以色列領袖而虛構的文學作品，並沒有真正的歷史事實爲依據。這些學術言論引發了他們與那些致力於探究舊約歷史真實性的學者之間「激憤」的辯論，有時甚至帶來人身攻擊。[8] 以色列著名考古學家加布里埃爾·巴爾卡伊（Gabriel Barkai）在近二十年前本文作者也參加過的一次會議上巧妙地指出：「極簡主義比這還少。」他的意思是，極簡主義學術流派甚至拒絕接受現今已有資料已證實了的那部分舊約歷史。
在本文作者看來，極簡主義流派是一個極端立場，它將把自己帶到窮途末路之境。它無法抵擋不斷積累的反對數據。與此同時，我們中間那些認真對待舊約歷史可靠性的人需要關注的是不斷尋找相關數據，並對其進行仔細的研究和評估。在這些問題上，重要的是要區分我們所相信的事實與我們所能證明的事實。我們需要繼續誠實地做好歷史研究工作。有些工作會證明舊約在歷史上的可靠性，有些工作則不會提供我們所期望得到的視角。我們不必在證據上強求。某些情況是我們以前誤解了舊約中有關事件或人物的意思，因爲我們不了解古代以色列人在古近東背景下撰寫歷史的慣例。聖經是受到默示的，但我們對它的理解並沒有獲得聖靈的啓示。
舊約與整本聖經一樣，有三個主要方面：文學、歷史和神學。它提到了一些事件，並聲稱這些事發生在歷史的時空中。此外，它還從神學角度敘述了這段歷史，並聲稱這在歷史和神學上都是可靠的（見上文的討論）。關於舊約可靠性的另一系列爭論圍繞其文學創作問題展開。舊約的作者是誰，他們是如何寫作的？舊約爲我們提供的關於其創作的信息有多可靠？是的，舊約的作者也是神，但祂通過人類來啓示自己，寫下了聖經：「預言……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彼後 1:21）
舊約聖經寫作的歷史批判法
舊約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就跟在舊約歷史可靠性問題上的分歧一樣大。在非保守派學者中，方法論的多元形式比比皆是：在來源、形式、傳統、編輯、正典和現代文學批評等方面，它們有時相互競爭，但有些學者將它們結合起來使用，以說明聖經是如何創作的。這些方法的某些特點對聖經學者具有重要價值。然而，保守派學者總是在不同程度上抵制這些歷史批判方法的累積效應，這些方法是在巴魯克·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約公元 1670 年）和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約公元 1678 年）的影響下產生的。在所謂的「啓蒙運動」時期（約 1680-1799 年），這個觀點通過約翰·戴維·米凱利斯（Johann David Michaelis，1717-1791 年）等人的努力進入了學術界。這些努力最終導致尤利烏斯·威爾豪森（Julius Wellhausen）於 19 世紀 70 年代在其《以色列史緒論》中提出了「來源批判說」（即所謂的「底本說」，JEDP 理論）。這一理論至今仍在討論中具有重要影響，尤其是以「新來源批判說」的形式出現。自 20 世紀初赫爾曼·貢克爾（Hermann Gunkel）以來，今天還有一些人採取了更爲偏重聖經編輯上的批判方法，將形式、傳統和編輯批判結合起來。[9]
當然，在這篇短文中，我們無法對自斯賓諾莎至今的這些歷史批判發展進行詳細介紹和從保守主義角度提出全面批判。[10] 隨著非保守派學者推進他們的各種議程，保守派的反擊也越來越多。討論自然從「摩西五經」開始，保守派大多堅持摩西五經的作者是摩西。非保守派則認爲「摩西五經」是「馬賽克」式拼湊出來的文學作品，由不同的作家和編輯者歷經數百年創作而成。許多人甚至懷疑是否真的存在過摩西這樣一個人。
舊約創作的內部數據
「摩西五經」本身告訴我們，摩西本人至少寫下了其中的部分內容（例如，見出 24:4，34:27；民 33:2；申 31:9）。舊約中的其他經文也將「摩西五經」的作者歸於摩西（見拉 7:6，「耶和華以色列神所賜摩西的律法書」），新約也支持這一點（見路 24:44）。遺憾的是，有些人把問題扯得太遠了。「摩西五經」也表明其中有摩西之後時代的內容。例如，《申命記》34:1-8 記述了摩西之死，第 10 節告訴我們「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的。」這顯然是從後來的歷史角度寫的。《創世記》14:14 提到「但」，當時它還沒有被命名爲但，是在士師時代才有了這個名字（猶 18:29；也可參看後人寫作的角度，如創 31:31；申 2:12 等）。
同樣，這也不足爲奇，只要記住文士們每次抄寫現今構成我們所知舊約眾多書卷中某卷書的一個新抄本時，都必須手工重新抄寫整本書卷。他們是認真的抄寫者，但由於舊約是在 1000 年的時間（約公元前 1400 年至公元前 400 年）裡彙集而成的，他們很可能會自然地對其進行更新，以便讓他們那個時代的人能夠理解。無論如何，舊約中的許多書卷（即我們所說的「書」）並未署名於任何特定的作者（如《約書亞記》到《歷代志》），儘管舊約經常提到用於編寫歷史的資料來源（如書 10:13 中的《雅煞珥書》等）。
關於舊約在歷史和構成上的可靠性，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11] 上帝並沒有一下子就把舊約從天上完整地扔下來。祂將舊約啓示給歷史上的人類作者，他們在聖靈的感動下，用自己的思想、語言和經驗寫下了舊約。從舊約文本本身就可以看出，其中一些內容是祂直接啓示給作者的，而另一些內容則是祂引導他們利用口頭或書面資料寫成的。與其他古代文本一樣，我們也應考慮文本批判，但這裡沒有篇幅討論這個問題。[12] 是的，舊約是可靠的，但它只告訴了我們這麼多關於它所敘述的歷史、不同作者創作它的方法，以及它是如何流傳到我們今天的。當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努力忠心地爲祂而活時，就把其餘的交給上帝吧。（申 29:29）
[1] 參Helmuth Pehlke, 「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ical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 SWJT 56 (2013): 69 referring to the view of Hartmut Gese, which he summarizes as 「. . . wrong facts could still allow true interpretation.」
[2] 對這種神遷就人類作者的認識，約翰·伍德布里奇（John D. Woodbridge）提供了一個非常有益的回覆，請參考「Forward,」 in Do Historical Matters Matter for Faith: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Modern and Post Modern Approaches to the Bible, ed. James K. Hoffmeier and Dennis R. Magary (Wheaton, Illinois: Crossway, 2012).
[3] James K. Hoffmeier and Dennis R. Magary, eds., Do Historical Matters Matter for Faith: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Modern and Post Modern Approaches to the Bible (Wheaton, Illinois: Crossway, 2012) 的論文爲此觀點提供了辯護。
[4] Richard E. Averbeck, 「The Sumerian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enesis 1-11,」 in Faith, Tradition, and History: Old Testament Historiography in its Near Eastern Context, ed. A. R. Millard, J. K. Hoffmeier, and D. W. Baker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1994), 79-102.
[5] 有關這方面的全面論述，請參閱K. A. Kitchen, 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03). For kings as mentioned here, see the list in Pehlke, 「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ical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 84.
[6] 參見Craig G. Bartholomew, The God Who Acts in History: The Significance of Sinai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20) 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上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7] 更多詳情見Pehlke, 「The Historical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 77。另關於這一點的評論，請見：Richard E. Averbeck, 「The History and Pre-History of the Hebrew Language in the West Semitic Literary Tradition,」 in Write That They May Read: Studies in Literacy and Textualiz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in the Hebrew Scriptures,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Alan R. Millard, Bulletin of Biblical Research, Supplements, ed. Daniel I. Block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forthcoming 2020).
[8] 參見Kenneth Kitchen in Ronald Hendel, William W. Hallo, and Kenneth A. Kitchen, 「The Kitchen Debate,」 BAR 31:4 (July/August 2005): 48-52, 他實際上使用了「憤懣」（exasperation）一詞。他對極簡主義的強烈反應尤其體現在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449-472 頁，他在這裡直接點名並強烈抨擊極簡主義。
[9] 參見Richard E. Averbeck, 「Reading the Torah in a Better Way: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ext, Genre, and Compositional History,」 in Paradigm Change in Pentateuchal Research, Beihefte zur Zeitschrift für Altorientalische und Biblische Rechtsgeschichte 22, ed. Matthias Armgardt, Benjamin Kilchör, and Markus Zehnd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9) 21-27. See also Michael C. Legaspi, The Death of Scripture in the Rise of Biblical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最近對這些方法的總結和批評。
[10] 參見從保守派學者的角度進行的重要討論，如 Joshua A. Berman, Inconsistency in the Torah: Ancient Literary Convention and the Limits of Source Cri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017)。另見Matthias Armgardt, Benjamin Kilchör, and Markus Zehnder, eds., Paradigm Change in Pentateuchal Research, Beihefte zur Zeitschrift für Altorientalische und Biblische Rechtsgeschichte 2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9)。
[11] 關於後者，Richard E. Averbeck, 「Pentateuchal Criticism and the Priestly Torah,」 in Do Historical Matters Matter for Faith: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Modern and Post Modern Approaches to the Bible, ed. James K. Hoffmeier and Dennis R. Magary (Wheaton, Illinois: Crossway, 2012), 156-58 以及其中引用的其他文獻。
[12]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請參閱Ellis R. Brotzman and Eric J. Tully, Old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6).
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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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