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還沒聽過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這個名字，那麼很快你就會對他有所耳聞了。這位加拿大心理學教授憑藉全球暢銷書《人生十二法則：化解混亂的良方》（12 Rules for Life: An Antidote to Chaos）引發熱議，其YouTube頻道擁有數百萬訂閱者，視頻播放量以億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稱他爲「當下西方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
如今探討彼得森的思想內涵，幾乎成爲基督教作家與思想家們的必修課（相關討論可見這裡、這裡、這裡、這裡、這裡及這裡）。
面對如此眾多的評論文章，爲何我們仍需再讀一篇關於彼得森的評述？儘管新觀點可能已不多見，但我認爲以下兩個視角能幫助我們理解彼得森現象的實質。
在解讀影響力思想家橫空出世的現象時，我們常將其與前人作比。當然，這類類比往往難以周全，畢竟，個體間的差異遠多於共性。例如彼得森的迅速走紅令人聯想到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另一位曾詮釋現代世界的加拿大學者。但在覈心議題上，彼得森與麥克盧漢實則迥然不同。
若要說一個更貼切（儘管略顯荒誕）的比擬，彼得森倒讓人想起薛華（Francis Schaeffer）。
薛華是牧師，也是神學家，與其說他是公共知識分子，不如說他是「面向知識界的宣教士」。但對許多基督徒（包括我在內）而言，薛華徹底改變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突破了無神論存在主義與新教基要主義的二元對立，開闢出第三條道路——一種作爲世界觀與生活觀的凱波爾式加爾文主義。
透過這個視角，薛華讓我們看到一種既關乎個人、也關乎全局的眼光。他讓我們看到，基督教世界觀不僅能幫助福音派在信仰中保持頭腦清醒，也能成爲一種解讀工具，用來理解世上的一切，從藝術到哲學，無一例外。
薛華的神學算不上特別新穎，但他那份充滿共情的牧者心腸，即使從文字裡也能感受到。就是這份牧者心腸卻讓他的影響力突破了原有的圈子，觸及了更廣的人群。
同樣，彼得森的核心思想也不是什麼原創（說到底不過是榮格理論的翻版，這一點我們後面會細說）。他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爲他對個體生命的健康成長，有一種真切的關心，這種特質在公共知識分子中實在少見，也讓他成了一種另類的「宣教士」。
許多福音派人士之所以對彼得森既感興趣又心懷警惕，正是因爲他填補了我們圈子自薛華之後再沒出現過的角色：一位真正走入大眾視野的思想領袖。
當然，單靠人格魅力解釋不了彼得森爲什麼這麼火。他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於，在這個充滿焦慮的時代，他成功地傳遞出一種鼓舞人心、卻帶著「類基督教」色彩的反主流文化信息。
1960 年代，女權主義者和學生運動提出過一個口號：「個人的即政治的」。意思是，我們的私人經歷其實深受政治結構和政策的影響，反過來，審視個體生活也能給公共議題帶來新的洞見。而彼得森把這句話倒了過來——他用政治議題牽引人們回到對個人生命的關注。
彼得森之所以引起那麼多人共鳴，恰恰在於很難給他貼上左派、右派或自由派這類標籤。他所觸及的，其實是更深層的結構。
經濟學家阿諾德·克林（Arnold Kling）提過一個簡單的分析框架，用來理解美國真正的政治分野。他認爲，我們並非簡單地採用「左-右」二分法，而是傾向於採取一種「思維捷徑」（也就是經驗法則）去解釋政治議題。他認爲，總體而言，進步派、保守派、自由意志派，各自沿著一條不同的主軸在看世界：進步派的世界裡，核心軸是壓迫者 vs. 被壓迫者；保守派的世界裡，核心軸是文明 vs. 野蠻；自由派的世界裡，核心軸是強制 vs. 自由選擇。
克林在 2012 年首次提出這個觀點時，這三派之間的界限還算清晰。但放到今天來看，同一根軸內部的分歧，甚至比不同軸之間的分歧更激烈。
以壓迫者—被壓迫者這根軸爲例，進步派和民族主義者其實共用這條軸。兩派都認爲政治是一場零和遊戲，有人贏就必然有人輸。區別只在於誰是壓迫者，誰是被壓迫者。無論是交叉性女權主義者（intersectional feminists）還是民粹民族主義者（populist nationalists），無論是安提法還是另類右翼，他們的分歧不在軸線上，而在立場歸屬上。
左翼這邊常常爲了「誰更受壓迫」爭得不可開交，因爲在這個框架裡，受壓迫程度等於道德資本。（這也是爲什麼本該聯手的進步派內部總是內耗不斷。）右翼那邊，則是一種「要麼壓制人、要麼被人壓制」的邏輯：如果不時刻與政治敵人展開意識形態廝殺，自己遲早會成爲被壓迫的一方。（這也能解釋，爲什麼今天的民粹和民族主義者更在乎「讓自由派難受」這類象徵性勝利，而不是推動惠及所有人的公共政策。）
過去十多年，特別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壓迫者—被壓迫者這根軸逐漸壓倒了自由選擇—強制和文明—野蠻。後兩根軸曾經通過一種叫「融合主義」（fusionism）的聯盟綁在一起——自由派（自由選擇—強制）與傳統保守派（文明—野蠻）聯手對抗共同的對手。只有靠這種聯盟，他們才能制衡壓迫—被壓迫這根軸的擴張。
但這個聯盟從來都不穩固。社會越往個體主義傾斜，維繫聯盟就越難。兩根軸漸行漸遠，彼此都受了損傷。尤其文明—野蠻這根軸逐漸失勢——許多保守派，特別是宗教右翼，爲了不被時代甩下，開始悄悄向壓迫者—被壓迫者那根軸靠攏。
而這正是彼得森登場的背景。他一個人，就把這兩根軸重新擰在了一起。
2016 年，加拿大提出一項法案（次年通過），將性別表達與性別認同列入《加拿大人權法》的保護範疇，同時也補充進刑法中關於仇恨宣傳、煽動種族滅絕及量刑加重情節的相關條款。彼得森公開反對這項法案，也反對強制要求使用「ze」「zir」或單數「they」等替代性人稱來稱呼跨性別師生。
「我研究威權主義已經四十年了，」他告訴BBC，「這些東西，都是從控制意識形態、控制語言開始的。那些人造出來的詞，我絕不可能用——沒門。」
正是這種拒絕退讓的態度，使他同時贏得了「自由選擇—強制」軸與「文明—野蠻」軸這兩個群體的支持（甚至也吸引了「壓迫—被壓迫」軸裡那批就想與自由派較勁的人）。光是這些，已經足以讓他成爲公眾焦點。但真正抓住大眾道德想像力的，是彼得森的人格特質和他思考的深度。
他把克林所說的「文明—野蠻」軸重新表述爲「秩序—混沌」。這個轉換讓軸線的含義變得更開闊，也更具個人色彩。2017 年，他在TEDx的十分鐘演講《重新定義現實》，是他整套思路最濃縮的呈現。
彼得森的很多觀點之所以讓人耳目一新，很大程度上是因爲美國人對榮格心理學太陌生了。除了「內向」「外向」這些標籤，卡爾·榮格對我們這代人的思想幾乎沒什麼影響。倒是他的對手弗洛伊德成了文化寵兒，雖然流傳下來的大多是弗洛伊德主義裡那些最荒誕、最狹隘的命題，比如「人類一切動機都是性慾的變種」。
在性觀念還受壓抑的年代，弗洛伊德主義看起來既像真理，又像解放。但性革命一過，它那套說辭就露了餡，縱慾主義又讓它徹底顯得老派。相比之下，榮格主義，尤其是經彼得森重新講述的榮格主義，爲那些困在現代性「混沌」中的人，提供了一種更有說服力的出路。
問題是，榮格主義一旦被當真，就很容易滑向人本主義崇拜。正如喬爾·麥克德蒙（Joel McDurmon）所言：
彼得森博士固然推倒了我們這個時代許多偉大的人本主義偶像，但他的思想，從預設前提開始，到大量結論，其本質與人本主義、自主主義沒什麼兩樣。所以說到底，這種思想的危險程度，絲毫不輸左派說過任何一句話。基督徒必須看清楚，這個問題在他思想裡扎根有多深，以及這對我們如何分辨他的教導意味著什麼。
奧古斯丁曾寫道，異教作者若「說出了合於信仰的真知灼見」，我們就該「把這些見解從那些不義的持有者手中奪過來，歸我們自己使用」。
他說：「就像埃及人不僅有以色列民憎惡逃避的偶像與重擔，也有金器、銀器、衣裳，以色列人出埃及時悄悄帶走了這些，好好利用起來。」彼得森的做法如出一轍。他正用這種「搶掠」的方式，將基督教傳統掠爲己用，服務於他的人本主義目標。
愛爾蘭U2 樂隊翻唱《Helter Skelter》時，博諾（Bono）說過：「這首歌是查爾斯·曼森（Charles Manson）從披頭士那裡偷來的，我們現在把它偷回來。」同樣，彼得森偷走了那首關於秩序與意義的歌。這首歌，我們基督徒曾經唱得那麼好。現在，我們該把它奪回來了。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to Understand the Jordan Peterson Phenomen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