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南浸信會面臨又一次陷入爭議的大會時，一種懷舊的氣氛開始在新奧爾良的空氣中瀰漫。性別問題和所謂自由主義神學在這次競爭激烈的聯會主席選舉中若隱若現，因此許多牧師和教會代表渴望美南浸信會（SBC）不被美國文化的動盪之風所搖動的黃金歲月。
在過去的這一年裡，人們就牧師資格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有些人可能會問，這是美南浸信會有史以來最大的分歧嗎？簡而言之，是的。我們也可以說，美南浸信會的歷史包含了一連串更大、更動盪的分歧，其中一些在今天看來可能難以理解。相比之下，儘管有目前的挑戰，現在的美南浸信會仍然在信仰的一些關鍵問題上享有一個獨特的合一。美南浸信會教會的共同之處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多。
在喬治亞州奧古斯塔（Augusta, Georgia）舉行的美南浸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眾教會體現出了一種團結一致。然而，雖然他們都支持宣教士可以蓄奴（這是當時南北浸信會分裂的主要原因——譯註），但與會293名代表本質上是一個神學大雜燴。首屆主席威廉·約翰遜（William B. Johnson）與當時南、北卡羅來納州的其他一些浸信會牧師一樣，拒絕接受傳統的「歸算」（imputation）和替代受刑（penal substitution）教義。在對大會的講話中，他吹噓說「浸信會厭惡除聖經以外的所有信仰告白」，與他一同出席大會的許多其他代表當然不同意這種觀點。
約翰遜並不是唯一這樣想的人。傑西·哈特威爾（Jesse Hartwell）是參與創會的兩位祕書之一，他也反對信條和替代受刑教義。如果你認爲，1845年的那些與會代表們有一個信仰告白或者神學共識，那你會非常失望。
內戰結束後，美南浸信會在與黑人的關係和「神的形像」這一教義上分裂了多年。1869年在喬治亞州梅肯（Macon, Georgia）舉行的代表大會上，理查德·富勒（Richard Fuller）和A. M. 波因德克斯特（A. M. Poindexter）在憲法第15條修正案（給予有色人種投票權）上發生了激烈的分歧，波因德克斯特開始「像一頭髮怒的獅子一樣從平台的一側走到另一側」，而富勒在辯論結束前就離開了後臺。
種族偏見在美南浸信會的陣營中存在了幾十年。到1889年，小巴西爾·曼利（Basil Manly Jr.）還在公開提醒那些拒絕與黑人交往的美南浸信會：「獲釋奴隸也是人，和我們完全一樣。」可悲的是，曾經有一段時間，美南浸信會無法就一個人的本質和價值達成一致。
在上個世紀初，美南浸信會正在爲一件它一直認爲不該有爭論的事情吵鬧不休：洗禮。威廉·懷特塞特（William Whitsitt）發表了他的「發現」，即英國浸禮會在1641年之前就使用灑水和澆水作爲洗禮方式。之後，這位美南神學院教授受到了「地界主義」（Landmarkism）支持者的抨擊，後者相信浸信會在使徒時代開始就具有唯一有效性和不間斷的連續性。有些人甚至聲稱懷特塞特曾勸說浸信會加入再洗禮派。懷特塞特否認了這一指控，但這一傳聞在代表大會中卻甚囂塵上。德克薩斯州、阿肯色州和西部其他地區的教會威脅說，在懷特塞特澄清自己之前，他們不會向神學院「再多寄……一美元。」
當德克薩斯浸信會中最有影響力的領袖、「地界主義」代表人物B. H. 卡羅爾（B. H. Carroll）在1897年北卡羅來納州威爾明頓舉行的代表大會上帶頭指控懷特塞特時，這場爭論達到了頂點。儘管參會者對卡羅爾的批評感到滿意，儘管連懷特塞特都在反擊的時候稱那次代表大會的會場爲「聖地」，但這場大爭論才剛剛開始。十三個月後，懷特塞特從美南浸信會神學院辭職。
整個事件揭示了「地界主義」在美南浸信會的權力基礎，暴露了令人震驚的東西方分歧，並點燃了一場關於常任理事決策能力的激烈對話。與人們的看法相反，教會扣留承諾支持宗派機構的資金和圍繞著神學院的謠言在這個宗派的歷史上並不新鮮。
今天，指責一小群主流福音派人士是「大夏娃」，並對機構進行控制，同樣是一個過時的概念。在20世紀20年代基要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爭論中，美南浸信會的領袖們對基要主義者固守前千禧年主義的做法很反感，前千禧年認爲耶穌基督將在祂的千年和平統治之前實際返回地球。儘管美南浸信會仍是福音派和神學保守派，但這並不妨礙某些基要主義者對美南浸信會的體制進行抨擊。
德克薩斯州的基要主義領袖弗蘭克·諾里斯（J. Frank Norris）稱美南浸信會領導層爲「猶太公會」（the Sanhedrin）。這種稱呼並不只是針對理事會和常任理事。諾里斯將德克薩斯州的一位主要牧師稱爲「無懈可擊的浸信會教皇」「偉大全能者」和「聖父」。諾里斯的行爲使今天大多數推特上的爭鬥看起來相當溫和，他稱另一位牧師爲「老狒狒」。最終，像諾里斯和約翰·萊斯（John R. Rice）這樣的分離主義者與美南浸信會的「機器」決裂。多年來，美南浸信會經歷了許多嘈雜和離去。
正如歷史學家格蘭特·瓦克（Grant Wacker）所表明的那樣，即使是葛培理的光輝歲月也無法避免衝突，因爲葛培理在某次大會上懇求他的美南浸信會同儕向學術上合格的非裔美國人開放他們的大學。正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這帶來了不小的摩擦。在20世紀50年代所謂的新教共識（Protestant consensus）期間，美南浸信會和美國其他宗派一樣，被迫面對種族和教育問題。
到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聖經無誤的教義提供了一個爭議的避雷針，只有帶來動盪的墮胎問題可以與之相比。在「保守派復興」之前，大會通過表示支持墮胎的修正案。爲此，莫勒（Albert Mohler）在回顧1997年的復興時說：「墮胎是引爆這個問題的炸藥包。」
不久前，大會在一些問題上出現了尖銳的分歧，而這些問題似乎不再使美南浸信會之間產生分歧，至少這40年來都是如此。事實上，美南浸信會在這些實質性問題上比1979年以前的大部分歷史時期更加合一。
長期以來，美南浸信會是一個似乎永遠在動盪的群體——他們寫作、捍衛、辯論，並經常就神話語的真理產生分歧。但分歧並不一定意味著這個全國最大新教教派的不合一。儘管美南浸信會目前面臨挑戰，但自1845年以來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他們早已建立了《浸信會信仰告白》作爲信條，並在基督的代受刑罰、聖經的啓示和權威、唯獨信而受洗、教會的大公性（或普世性）以及神的形像、和未出生嬰兒的價值方面找到了普遍的共識。
事實證明，支撐美南浸信會的不僅僅是它的保守主義，甚至也不是它的宣教使命。也許，即便在分歧中，我們也應該反過來問：美南浸信會是否比過去更加合一了？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ave Southern Baptists Ever Been More Divid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