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扎多克（David Zadok）曾經是一名以色列國防軍的軍官，現在則是一間改革宗教會的牧師。他永遠不會忘記妻子打來的電話，就在 10 月 7 日清晨，在他離開以色列、連夜飛抵芬蘭一兩個小時後，妻子給他打來了電話。他前往芬蘭的目的是加深與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眾教會的關係。
「大衛，你聽說了嗎？」她問他，「打仗了！」
他立刻想到了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以及俄羅斯與芬蘭接壤的爭議地區。
「你是說在這裡嗎？在芬蘭？」他問。
「不，不是，」她說。「在以色列！在加沙！」
在知道發生了什麼之後，扎多克立即開始尋找回家的方法。這並不容易，返回以色列的大部分通道都關閉了。從柏林飛往特拉維夫的機票價格通常在 400 美元左右，但他卻花了 1,200 美元。而且他還不能馬上回到以色列，必須等上一天。在等候的期間，他在芬蘭的教會講了兩次道。
他說：「當時我講的是《何西阿書》第 1 章。我說，我們必須認識到聖經的整個敘事都是關於審判和救贖的，而這個話題在這短短的一章中體現得非常清楚，就是死亡和得生命。縱觀歷史，各國都想摧毀以色列。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他認爲，與哈馬斯之間的戰爭有屬靈意義。哈馬斯並不滿足於獲得更多的土地或金錢，哈馬斯憎恨的是耶和華，想要摧毀這個從亞伯拉罕時代就與祂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民族。
扎多克在十幾歲時逃離伊朗，在美國不顧家人的反對而歸信了耶穌，並在以色列國防軍（IDF）服役二十年。
福音聯盟有機會採訪了他，詢問他第一次是如何聽到耶穌的，神又如何爲他的事工打開了大門的——包括將舊約翻譯成我們意想不到的語言——以及他如何在與哈馬斯的戰爭中看到神的良善。
我的家族可能是被擄巴比倫猶太人的後裔，世世代代生活在伊拉克。但在二戰期間，巴格達的猶太人慘遭屠戮，房屋和猶太教堂遭到破壞，尤其是在法爾胡德之夜（Farhud Night，1941 年阿拉伯人在巴格達針對猶太人進行的種族滅絕行動——譯註）的暴行導致我們全家離開了伊拉克，越過邊境進入伊朗。我父親在戰爭期間幫助猶太人從伊拉克和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逃到以色列，他後來參加了以色列國防軍的前身「哈加納」。
戰後，父母決定在以色列定居，我也在這裡出生。3 歲時，媽媽帶著我和弟弟、妹妹去伊朗探親。她決定讓我和叔叔嬸嬸住在一起，他們沒有孩子，婚姻也不幸福。我媽媽認爲也許孩子能挽救婚姻，事實也確實如此，儘管他們的婚姻沒有計劃中的那麼幸福。我和叔叔嬸嬸一起在伊朗長大。
我 1 歲那年，伊朗爆發了伊斯蘭革命。你還記得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的人質受劫持一年多嗎？我們知道在伊朗以色列人受到的待遇比美國人還要糟糕。以色列領事館打來電話，說我必須做好離開的準備。
於是我的叔叔嬸嬸把我送到了加利福尼亞的聖地亞哥上高中。
我的一個朋友邀請我參加聖地亞哥州立大學（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的查經班，那是導航會組織的活動。我的英語不是很好，但我記得我聽到了耶穌的名字，這是我一生中聽到的最多的名字。
有幾個人跟我分享了《創世記》第 3 章，我對這個故事很感興趣。我的奶奶曾給我講過這個故事。然後，他們分享了先知的故事——《以賽亞書》《耶利米書》和預言的彌賽亞。最後，他們講到了新約，說耶穌就是彌賽亞。我對此不以爲然，說：「如果這是真的，爲什麼我已經 17 歲了，卻從來沒聽說過？」
他們於是讓我讀《約翰福音》。我有一本聖經，因爲我去拜訪一家人的時候他們給了我一本聖經——他們總是邀請留學生來家裡過週末。出於禮貌，我把它收了起來，心想，我以後會把它扔掉的。但後來我看到裡面也包含了舊約，就知道自己不能把它扔掉——因爲對猶太人來說，聖經是神聖的，我們不會扔掉它們。當聖經用舊的時候，我們在墓地入口處準備了一個特殊的地方，你可以把聖經放在那裡，有人負責掩埋。
所以我有了一本聖經，我開始讀《約翰福音》。我讀了大約六個月，每讀一遍，就好像上帝又把拼圖中的一塊拼好了。最終，我信主了。
當時我立刻寫信給他們，告訴他們我找到了彌賽亞，我覺得這是個令人興奮的消息。我用希伯來語寫了一封長信，又用波斯語給我還在伊朗的叔叔嬸嬸寫了一封信。
我沒有收到他們的回信。
我想也許信沒送到，於是又寫了一封。這次他們回信了。他們回覆了我在信中寫的其他內容，卻隻字未提我的信仰。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幾週後，我叔叔從伊朗來看我。我們和另一些朋友共進晚餐。吃甜點的時候，他直視著我的眼睛說：「大衛，你可能認爲自己成爲基督徒是件好事。讓我告訴你我們的感受吧。我們寧可你成了個癮君子或刑事罪犯，那對我們來說還沒那麼羞恥。」
他告訴我，他們正在把我帶回以色列。我個性比較內向，我肯定自己當時臉都紅了。我只好說：「好吧！」
感謝神，他們最後決定讓我留下來完成學業。
本科畢業後，我回到以色列完成義務兵役，後來又留在了部隊裡。我在以色列國防軍服務了九年，最後的軍銜是少校，還在國防部的一個絕密項目中擔任過首席工程和系統分析師。
我的叔叔和嬸嬸後來從伊朗逃到以色列生活，我和他們住在一起。但當我開始去教會時，他們把我趕出了家門，說：「我們沒有兒子。對我們來說，你已經死了。」
我被迫在教會附近租了一間公寓，最終我和家人的關係變得更好了。但我和家人的關係並沒有恢復原先的樣子。大約 14 年前，我哥哥因腦瘤去世。在他接受彌留之際，我帶著媽媽去看他。在我們回來的路上，她說：「大衛，你知道你哥哥爲什麼會死嗎？」
我說：「不，我不知道。爲什麼？」
「都是因爲你相信耶穌，神因爲你而向我們家族發怒。」
聽到她這麼說，我心如刀絞。
我想上神學院，但我後來還是決定留在以色列，繼續努力向我的祖母、叔叔和嬸嬸傳福音，並服事和照顧他們。他們去世後，我搬回加利福尼亞，在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學習。
從我信主至今，我只加入過兩間教會。我在加利福尼亞的教會是新生命長老會（New Life Presbyterian Church），在以色列的教會是恩典與真理教會（Grace & Truth Church）。後者是一位以色列基督徒於 1976 年建立的，他在英國學習期間接受了恩典教義。我開始去那裡是因爲它離我家很近，而且是我在加利福尼亞認識的一位傳道人推薦的。
當我和妻子約會第二次時，我告訴了她兩件事。第一件事是 TULIP（加爾文主義救恩論——譯註），她完全不知道我在說什麼；第二件事是我想去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學習。
在神學院學習期間，我把《海德堡要理問答》第一次翻譯成了希伯來文，羅伯特·戈弗雷（Robert Godfrey）爲它寫了前言。
你聽說過麥琴（Robert M』Cheyne，又譯麥克謙）嗎？他於 1839 年來到以色列。回國後，他向蘇格蘭教會提交了一份報告，並幫助建立了一個基督教猶太人宣教使團。這最終成爲了 CWI（Christian Witness to Israel，以色列福音差會），並於 1974 年創辦了葡萄園出版社。
就全球範圍而言，希伯來語的基督徒出版社只有兩三家，我們是其中規模較大的一家，每年只能出版八、九本書，每本書大約印刷 350 冊。但需求是巨大的。在聖經的 66 卷書中，只有14 或15 卷有希伯來語註釋書，我們已經出版了所有這些註釋書。我們出版了一些馬太·亨利（Matthew Henry）的註釋書、司布真的《信仰支票簿》（Checkbook of Faith）、史普羅（R. C. Sproul）的一些註釋書、約翰·麥克阿瑟的一些註釋書以及保羅·華許的幾本著作。
我們是一家非營利機構。我們爲出版書籍提供經濟支持，並將大約 25% 的存貨贈送給買不起書的人。因此，我必須在每個翻譯出版項目之前籌集資金。
我們剛剛完成的一個大型項目——花了大約 20 年的時間——就是將舊約逐字逐句翻譯成現代希伯來文，供青少年和兒童閱讀。
如果我們追溯到大衛王時代，那已經是 3,000 多年前的事了。從那時起，希伯來語就有了許多發展和變革。此外，近兩千年來，希伯來語都不是一種生活中的對話語言。直到 19 世紀末，埃利澤·本·耶胡達（Eliezer Ben Yehuda）才「復興」了希伯來語。
我們是一個人口略多於 900 萬的國家。最多時有 3 萬名信徒。我們爲廣泛的基督徒讀者出版書籍，因爲我們希望向所有人傳播福音。多年來，「恩典與真理」是唯一的改革宗教會。在過去的五、六年裡，這個網絡已發展到九間教會，名爲「改革宗教會團契」（Fellowship of Reformed Churches）。其中一間是荷蘭改革宗，三間是俄語教會——蘇聯解體後，大批前蘇聯猶太人湧入以色列。
我們中還有一間教會位於北部，因爲與哈馬斯的戰爭而疏散，至今仍無法返回家園。
在戰爭開始的前三週，我的內心經歷了巨大的掙扎。我看到了哈馬斯的所作所爲——殺害和強姦婦女，把嬰兒放進烤箱，刨開懷孕母親的子宮……我只想讓我們的空軍夷平加沙，殺光所有人。
幾個星期之後，我逐漸意識到我是基督徒，我得到的命令是愛我的仇敵，因爲基督對我有更深的愛。我想起我曾是神的仇敵，神差派祂的兒子來爲我這樣的仇敵死。
這是一個過程，我很高興我經歷了這個過程，因爲它讓我真正理解了「愛仇敵」的深層含義。如果你要以這種方式面對你的仇敵，就需要對神的愛有更深刻的理解。
我們幫助過以色列的阿拉伯基督徒和巴勒斯坦人。我們爲 20 個家庭提供了幾百美元的禮品卡。我們還爲士兵購買救生設備。我們向不同的人，包括這次屠殺的倖存者，贈送了 3,000 多個食品包。
我們教會約有 170 人，其中 35 人受到預備役徵召，其中包括我的女兒。我的兒子正在上預備役課程，上週加入了軍隊……因爲戰爭，這比原定時間早了很多。上週，我和妻子去醫院探望了一名基督徒軍人。上帝救了他的命，但他受了傷，已經在醫院住了好幾個星期。我們給他的父母寄去了近一萬美元，幫助他們支付帳單。
前面提到的北部那間教會有一個埃塞俄比亞家庭，長子在戰爭中喪生。幾個月前，母親不得不接受腎臟和肝臟移植手術，她的丈夫爲了照顧她不得不辭去工作，而他們有五個孩子。因此，我和妻子將驅車前往探望並提供資助。
10 月 7 日，我們教會的五個家庭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園，其中一個家庭至今未能返回。丈夫是預備役軍人，妻子要照顧年幼的孩子，而且懷有身孕，因此無法工作。我們也在爲他們提供經濟支持。
對我最有幫助的是看到審判和救贖的大畫面。我知道神有一個計劃，當約瑟在雅各去世後與他的兄弟們談到過去發生的事情時，他說：「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創 50:20）
我已經在某些事情上看到了這一點。我接觸了很多人，他們是我之前做夢都沒想到會建立關係並與之分享福音的人。因爲我們周圍有很多人需要幫助，而我們又能提供一些微薄的幫助，所以我們能夠與高級軍官和一家醫院的院長分享福音。我們告訴他們我們是誰，我們爲什麼要捐贈。在戰前，這些對話是不可想像的。
回顧我的一生，我看到了許多世界性的事件——猶太人逃離伊拉克、1973 年戰爭、伊斯蘭革命、新冠疫情，甚至這次與哈馬斯的戰爭。我看到神如何在我的生命中使用了這一切。當然，所有這些事情都不是因爲我而發生的。但儘管如此，想到我們並不總是理解的事件——我是指具有巨大影響的全球性事件——被上帝用來在全世界不同人的生活中實現祂對個別人的旨意，真是令人驚歎。
聖經的敘事是關於審判和死亡的，但也是關於讚美的。在伊甸園，在人類最災難性的一天，上帝應許女人的後裔將得勝。從舊約到《啓示錄》，你看到同樣的模式——從悲傷、死亡和審判到拯救、更新和讚美。
這也是基督生命的本質——審判和死亡，然後復活，基督現在坐在父的右手邊。《啓示錄》最後幾章講的是新天新地——聖城新耶路撒冷。
因此，總有盼望。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6 Months Later, Israeli Pastor Says, 'I'm Commanded to Love My Enem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