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計劃之中的孩子，還是意外懷上的孩子，聖經都告訴我們，孩子是主所賜的禮物。創造論教導我們要持守積極生育的立場（即支持生育），所以我們應當堅定不移地肯定孩子本身的美善和價值。但隨著現代醫學技術的發展，教會也不得不面對一些關於如何生育的沉重話題。
代孕，是一種由第三方代爲懷孕、生產的輔助生殖技術。通常，這是那些無法自然懷孕的個人或伴侶所採用的方式，包括不孕不育的男女、沒有伴侶的人，或LGBT+群體。傳統代孕的做法是使用代孕者本人的卵子，與目標父親或精子捐獻者的精子結合，通常通過宮腔內人工授精（IUI）完成，而不是體外受精（又稱試管嬰兒，IVF）。如今更常見的妊娠代孕則是通過體外受精，將目標母親（或卵子捐獻者）的卵子與目標父親（或精子捐獻者）的精子結合，再將胚胎植入代孕母親體內。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代孕母親與所懷胎兒在基因上沒有任何關係。
對於敬虔的福音派基督徒而言，代孕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倫理議題。我認識一些忠心的基督徒，他們支持甚至參與了代孕。這並不是什麼抽象的神學討論，而是真真切切地影響著一個個按神形像所造的人。如果我們反對某些輔助生殖技術，那也就意味著我們否定了一些人成爲親生父母的可能性。而這種否定，對於深受不孕不育或未得子嗣之苦的人來說，可能是一種極大的傷痛。討論這個話題，需要以牧者般的關懷和審慎態度對待。
代孕和IVF這兩種做法之間有著深刻的聯繫，往往會引起福音派信徒的類似反應。儘管IVF技術可以單獨討論，但代孕，尤其是目前最常見的妊娠代孕，卻無法脫離IVF而單獨討論，因爲它是整個過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代孕還有一些道德層面的問題，IVF沒有涵蓋到，這些問題需要我們特別關注和思考。
自 1996 年以來，美國已有超過一百萬名嬰兒通過輔助生殖技術（ART）出生。如今，有約 33%的美國成年人表示他們自己用過這類生育技術，或認識使用過的人。目前，美國每 100 個新生兒中，就有大約 2 個是通過ART出生的。許多福音派基督徒可能根本不會將這視爲道德議題，但基督徒應當認真思考試管嬰兒和代孕背後所涉及的倫理問題。
雖然我個人認爲這是一個迫切的道德議題，但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爲大家下定論，而是想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和顧慮。到底在什麼情況下使用醫療科技是合宜的？從呼吸機到整形手術，這樣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因爲它取決於許多重要的因素。但無論如何，有一些關鍵的顧慮，是基督徒在考慮是否參與代孕、或鼓勵他人這樣做之前，必須認真權衡的。
我們必須認真探究聖經對婚姻、性、生產、教養、人的生命、身體與尊嚴的整體教導。我們都認同聖經在這些議題上確有啓示。因此，基督徒的任務不是拿著預設立場去尋找經文佐證，而是要仔細觀察神對人類、婚姻制度和家庭的神聖旨意。
神設立婚姻，並不只是爲了讓人生育後代，但生育確實是性結合所承擔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神所命定的祝福與命令（創 1:28）。然而，由於罪的緣故，女人生育的祝福也夾雜了咒詛：她生育時將多受苦楚（創 3:16）。
根據舊約學者約翰·沃爾頓（John Walton）的解釋，「生育的痛苦」其實包括對能否懷孕的焦慮：「這種痛苦包括：她是否能夠懷孕（在古代社會，這是一個關乎地位的大問題）；懷孕期間各種身體上的不適；擔憂胎兒的健康；以及擔心自己和胎兒是否能平安度過分娩過程。」
圍繞懷孕的不安，也就是在不孕、喪偶或政治迫害的威脅下，爲要延續上帝子民的血脈所付出的掙扎，是聖經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聖經中的許多女性（如撒拉、拉結、路得和以斯帖）都曾面臨一個關鍵抉擇：是在信靠耶和華的前提下延續「後裔」（也就是上帝的子民），還是試圖用自己的辦法走捷徑。
《創世記》3:15 被稱爲「福音原型」（protoevangelium），在那裡耶和華應許，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這個應許最終在耶穌身上成就。他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他會戰勝撒但，帶來新生命。但我們從整部舊約中也清楚看見，神關心的從來不只是結果，祂也在意祂的應許是如何實現的。
舊約中有兩段關於不孕的記載，與代孕倫理問題密切相關（《創世記》16:2 中撒萊與夏甲的故事，以及 30:1-4 中拉結與闢拉的故事）。這兩起事件都建立在奴隸制度之上，而其中撒萊與夏甲的例子尤爲值得深入探討。
神曾應許亞伯蘭與撒萊將會有後裔，但他們漸漸失去了耐心。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創 16:2）。就如同夏娃「摘下」並「給了」那禁果（創 3:6）一樣，試圖攫取神尚未賜下的恩典，「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爲妾」（創 16:3）。夏娃摘取的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而撒萊則「摘取」了子宮的果子。神應許亞伯蘭會有後嗣，但他們卻採取了另一條辦法，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成就應許，因爲「耶和華使撒萊不能生育」（16:2）。
作爲奴隸，夏甲屬於她的主人和主母，因此她所生的兒子以實瑪利也被視爲他們的財產。讀者在這段敘述中往往對夏甲心生憐憫，因爲我們知道，以實瑪利是她的親骨肉，而不是撒萊的。這樣的安排本質上剝奪了夏甲生育的自主性與尊嚴。歐唐納文（Oliver O』Donovan）對此解釋道：「問題的核心（如同奴隸制本身）並不在於這種剝奪是出於自願，而在於它根本不該發生。任何這樣的制度，都必然踐踏人的尊嚴。」
舊約中另一個制度是娶寡嫂（Levirate marriage）。當男子死後，其兄弟娶他的遺孀爲妻，「所生的長子必歸在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塗抹」（申 25:6）。有人或許會主張，這位活著的兄弟某種程度上等同於「精子捐贈者」，因爲所生的孩子是以死兄的名義被接納爲後裔的，因此這一制度似乎也爲某種形式的生殖干預提供了先例。然而，這裡的「繼嗣」僅限於社會和法律層面，是爲了繼承產業與延續名份。這並非是在原先婚姻關係之內引入第三方的干預；原本的丈夫已死，寡婦是再婚於其夫之兄。《利未記》的律法更是明確禁止一人「露出兄弟之妻的下體」（利 18:16），表明這種關係在其兄尚在時是被嚴禁的。
總的來說，聖經的敘述促使我們思考，代孕是如何把代孕媽媽和孩子「工具化」的，他們淪爲一種手段，滿足那些「想做父母的人」的願望。而在整本聖經的故事裡，我們找不到任何第三方介入生育（比如代孕）還被神認可的例子。
1984 年，歐唐納文曾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人是「被生的」（begotten)，不是「被造的」(made)。尼西亞信經宣告聖子是永恆從父所生（begotten），而非被造（made）；然而，受造界萬物，包括人類，都是神所造。歐唐納文指出，神造人類，賦予我們能「生養」與自己相像的後代，但神自己則永遠是那位創造者。然而，如今我們卻把原本是「生」（begetting）的過程，交換成了「造」（making）的工程，用技術代替了恩賜。在永恆中，父神從自己的本性中生出（beget）聖子，而我們則是神在祂之外創造（make）的受造物。而今我們對代孕兒女的處理，也正是如此。我們不再在婚姻與生命的合一中生出兒女，而是「在外面製造」，置自己於神的地位。
不孕所帶來的心理與情感痛苦，常常（雖然不總是）驅動人們使用生殖科技來解決問題。而正如歐唐納文指出的，這種「必須有孩子」的想法，其背後是當代文化對「自由」的一種理解：自由就是「不受苦」。爲此，我們轉向雅克·艾呂爾（Jacques Ellul）所謂的「技術」（technique），來減輕痛苦——雖然技術本身並不一定是壞事，但唯有在神所設定的良善秩序中，技術的使用才是合宜、正當的。
當第三方以個人身份介入時，生育的美善就被扭曲了。馬修·阿博（Matthew Arbo）在《走過不孕之路》（Walking Through Infertility）中指出：「代孕的前提之一，是認爲婚姻盟約只關乎屬靈的合一，而不涉及肉體的參與；好像婚姻不能對身體提出要求。」但事實恰恰相反，婚姻當然關乎身體。在《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的古老婚禮儀式中，新郎在爲新娘戴上戒指時，曾莊嚴地說：「我以我的身體敬拜你」（With my body I thee worship）。
生育是性生活可能的結果，但不是性本身的焦點。性乃是夫妻之間的合一。換句話說，孩子或許是性行爲的目的，但配偶始終是性行爲的核心。這一點至關重要。孩子並不是我們意志的產物，而是上帝旨意的產物，藉著我們身體的合一而實現。若將孩子置於婚姻合一「之上」，乃至」之外「，我們就是把對兒女的渴望放錯了位置，成爲一種錯亂的慾望。夫妻當然可以透過自然計劃生育來實現神的旨意，也可以在不打算生育的情況下享受性生活。但試管嬰兒（IVF）與代孕卻以獨特的方式，使孩子變成一個「項目」——不再是婚姻之愛自然的果子，而是脫離身體合一的產物，將生育與性割裂。
代孕所帶來的問題，不只是倫理上的爭議，也深刻影響孩子最初的關係歸屬。它常常使一個孩子從出生起就與生母、生父，或代孕母親中的一方分離，破壞了他與親密關係的自然連結。
有人可能會反駁說，那爲何收養就沒有同樣的問題？畢竟，收養也會讓孩子與親生父母分離，許多被收養的孩子因此會失落哀傷。然而，收養是在無法避免的情況中所做出的修復。孩子已經出生，卻無法得到親生父母的照顧。即便如此，收養父母仍需深思熟慮，是否真正爲孩子的益處著想。只有在孩子確實需要父母的前提下，收養才是良善、美好的；若僅僅是因爲大人想要孩子，那便是慾望錯位。收養雖不完美，卻可能成爲一個充滿恩典的方式，爲孩子帶來更溫暖的家庭環境。
在代孕的特殊情境中，某種形式可能例外，那就是「胚胎領養」（embryo adoption），又稱「雪花寶寶」（Snowflake Babies）。在美國，僅冷凍胚胎的數量就介於 500 萬到 1000 萬之間。這些胚胎將一直處於冷凍狀態，一旦其「父母」停止支付保存費用，它們便會被遺棄或遭到銷燬。我們不能對此心存幻想。這是一個真實而嚴峻的道德危機。正如馬修·李·安德森（Matthew Lee Anderson）所說：「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問題，而是一場嚴重的道德危機。」他提醒我們，若胚胎領養的做法，繼續維繫那種視孩子爲可製造、可儲存之物，那麼我們就必須對這種做法保持警惕；但若我們能徹底拒絕這種思維方式，那麼胚胎領養就有可能成爲一個雖不完美，卻帶有救贖性質的方式，拯救一條生命，賦予他們一個家庭。目前，唯一獲得全面許可、提供胚胎領養服務的機構是夜燈基督教收養機構（Nightlight Christian Adoptions）。
然而，除此之外的所有代孕形式，尤其是爲了同性伴侶而進行的代孕，幾乎都是有意讓孩子出生在一個本就關係破裂的環境中。在這樣的安排下，孩子往往一出生就被剝奪了在父母雙親關愛中成長的機會。即使是異性婚姻中的夫婦，若藉代孕來孕育他們的親生子女，研究顯示孩子仍可能在成長過程中經歷情感困擾和身份認同的掙扎。
代孕似乎使「誰是父母」這一根本問題變得隨意，也讓人產生疑問，到底是誰「造」了這個孩子？是醫生？是代孕母親？還是那對想要孩子的「父母」？在這樣的安排中，父母身份的意義被模糊，人的最基本關係被簡化爲一紙法律合同。更嚴重的是，代孕顛覆了神學人論的基本原則，使人的尊嚴和家庭秩序屈從於現代社會對「美好生活」的定義。這種做法，不僅誤解了生命的本質，也扭曲了人類最親密關係的真實意義。
代孕的本質，是將代孕母親與孩子商品化。在商業代孕的情形中，女人「出租」自己的子宮以換取報酬。這不僅剝削了同意代孕的母親，更加深了對尚未出生、無法行使不同意權的嬰兒的傷害，許多地區甚至連最基本的法律保障都尚未建立。
僅憑支付報酬和自願意願，並不能消除剝削的可能性。以「性工作也是工作」這句荒謬口號爲例：它確實屬於勞動形式，性工作者也確實獲得報酬，性交易有時也帶有一定自願成分。但這種行爲永遠具有貶低人格和剝削性質，因爲性交易本質上不存在體面的交易方式。神聖之物無法被出售，只能遭竊取。同理，商業代孕即便自願且有償，其剝削本質也不會改變。再多的金錢，也無法償付這其中真正的代價。
即使在所謂「無償代孕」或「利他型代孕」中，母親是出於愛心「捐出子宮」來承載他人之子，嬰兒仍被視爲一種基於「供需關係」而生產的「產品」。馬修·阿博（Matthew Arbo）指出：「問題在於，我們誤以爲只要動機純粹、出於善意，就足以使這行爲在道德上正當……但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育』，而只是『複製』。」
根據美國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的卡特·斯尼德（Carter Snead）與尤瓦爾·萊文（Yuval Levin）的研究，整個代孕與輔助生殖產業「危機四伏」：技術發展完全缺乏監管，對母親與嬰兒健康的長期研究近乎空白，許多未經證實的實驗性操作已然成爲日常程序。更令人警惕的是，性別篩選、基因檢測與優選服務已被廣泛商業化，人類的身體與器官被公然當作市場商品進行交易。
在硅谷，一個「新優生主義」浪潮正迅速崛起。僅 2022 年，投資輔助生殖科技的新創企業所籌得的資金就高達 8 億美元。例如，蘭花公司（Orchid）便提供胚胎的「基因風險評分」，針對糖尿病、癲癇、癌症、肥胖、神經發育障礙等進行篩查。在介紹自閉症與智力障礙篩查服務時，該公司宣稱：「我們幫助父母識別胚胎中已知的神經發育疾病基因，從而作出更有信息支持的決定。」而另一家創業公司赫利奧斯佩克特基因組學（Heliospect Genomics），甚至宣稱只需 5 萬美元就可篩選出「高智商胚胎」。該公司資深人員喬納森·阿諾馬利（Jonathan Anomaly）公開倡導「自由優生主義」，聲稱：「如今在不考慮孩子可能具備哪些特質的情況下『擲下基因骰子』來生育，已越來越站不住腳。」
這些企業所追求的遠景，是對生殖過程的全面控制，讓想當父母的人可以挑選基因「更優」的胚胎，將其餘的淘汰。
一些基督教倫理學家近期聯合撰寫了一份聲明，名爲《爲家庭預備未來》（A Future for the Family），指出當今的科技已將「孩子的數據、關係與身體商品化」。面對這樣的嚴酷現實，他們提出一項原則：應當支持女性自然地懷孕、妊娠、生產並養育兒女，而非試圖繞過或截斷女性生理機能，更不應將女性身體簡化爲可租賃的器官。
這種思路也與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所倡導的修復性生殖醫療（restorative reproductive medicine）理念相契合。這種醫學方法由受過專業訓練的醫師主導，其重點在於糾正生育系統中的異常問題，而非壓制、破壞或繞過正常的生育功能。
我們當然無法（也不應）全盤否定現代醫學科技所取得的進展，但我們仍然必須重新思考：我們使用這些技術的方式與目的是否合宜？我們是在協助人體維持健康、尊重其自然秩序？還是試圖繞開身體本身，以實現我們的慾望？這不只是個人生育的議題，更是當代社會、家庭結構，乃至教會未來的深刻挑戰。
著名倫理學家斯坦利·霍華沃斯（Stanley Hauerwas）在比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的採訪中曾沉痛地說：「如果一百年後，人們提到基督徒時，說他們是那群不殺孩子、不殺老人的人，那我們至少做對了一件事。」
但願將來世人認出我們，不僅是因爲我們不殺害孩子，更因爲我們不買賣他們。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Should Christians Practice Surrog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