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下旬，新聞媒體對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發表的一份聲明大加讚賞。
布林肯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說：「人權也是平等的；不存在使某些權利比其他權利更重要的人權分級。」然後他對川普政府進行了抨擊：「過去那些暗示這種人權分級制度的不平衡聲明，包括遭到最近解散的國務院諮詢委員會所發表的聲明，都不代表本屆政府的指導性立場。在我的確認聽證會上，我承諾拜登政府將駁斥這些不平衡的觀點。我們今天果斷地這樣做了。」
他沒有直接說出來，但新聞媒體知道他在說什麼。由前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召集的諮詢委員會沒有把宗教自由放在人權的優先位置，但確實指出它在國父們所說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中居於突出位置。
「布林肯指責川普政府對宗教自由的強調『不平衡』，過分高於其他人權，」《今日美國》（USA Today）這樣報導。「國務院推翻了川普關於生殖和宗教自由的政策，」這是《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標題。
美聯社（AP）說的則是：「在對川普時代的政策進行尖銳的斥責中，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週二正式廢除了他的前任所倡導的藍圖，即把美國在海外促進人權的工作限制在宗教自由和財產問題等保守派所青睞的事業上，但卻往往忽視摒棄生殖和LGBTQ權利。」
宗教自由的倡導者也聽到了與新聞媒體相同的信息。哈德遜研究所的尼娜·西亞（Nina Shea）認爲這一新聞「很能說明問題」。
她爲《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提供的稿件中這樣寫道：「當他宣稱『不存在使某些權利比其他權利更重要的人權分級』時，是引用了克林頓政府的一句話，後者在1998年用這句話來反對《國際宗教自由法》（IRFA）。」
但是，儘管克林頓政府和國務院在投票前一直反對該法案，但IRFA確實獲得了通過——雖有爭議，最後卻一致通過。
在過去的23年裡，它所設立的辦公室一直在跟蹤全球範圍內的宗教自由情況。其報告不僅被美國外交官使用，而且被外國政府使用。它是我們了解中國勞改營中的維吾爾族穆斯林、朝鮮監獄中的基督徒和伊拉克雅茲迪族失蹤女孩的一個主要信息來源。通過對宗教迫害行爲的揭露，IRFA也爲其他人權運動和立法鋪平了道路。
那麼，爲什麼國際宗教自由這個問題今天又被降溫了呢？
宗教自由一直是美國人最喜歡的東西之一，從當初的天路客（Pilgrims）到第一修正案，再到過去幾年最高法院在宗教自由方面的一系列勝利。今天，美國獲報的政府和社會對宗教的逼迫與限制比任何其他地區都少。
但美國並不總是出口這種自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它很多時候都是只管自己的事情。二戰後，隨著美國的成長，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通過領導聯合國的成立鞏固了它作爲世界大國的地位。三年後，羅斯福總統的妻子埃莉諾帶頭提出了《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其中包括了信仰、實踐和改宗的自由。
但純粹的理想主義總是會遇到實際的現實。美國花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拖垮了蘇聯。在這期間，雖然有一些基督徒總是爲鐵幕後的基督徒弟兄們感到擔憂——安德烈弟兄（Brother Andrew）在1964年出版了《聖經特攻隊》（God's Smuggler），魏恩波牧師（Richard Wurmbrand）在1967年出版了《爲主受苦》（Tortured for Christ），但他們同時也在擔心著柏林牆、核導彈和防空洞。然而，更多美國基督徒完全沒有意識到宗教迫害的存在。
1991年蘇聯解體後，旅行和通信突然增加。隨著浸禮會、五旬節派和衛理公會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人數增加，他們的發言人成爲國會的資源。
研究員艾倫·赫茲克（Allen Hertzke）在其1988年出版的《在華盛頓代表上帝》（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一書中寫道：「委員會成員將宗教團體視爲（獨立於政府的）有關戰略對象國家內部情況的關鍵信息來源。」一位眾議院外交事務工作人員說：「他們（教會團體）很有用。……他們擁有我們所沒有的宗教網絡。」
宗教遊說團體正在幫助他們的議員代表了解不同國家政府、經濟和人權方面的情況。但要知道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就比較困難了。
到80年代中期，約翰·漢福德（John Hanford）走上了他的第三條職業道路。在大學期間，他努力進入頂尖的法律和商業學校。但是，他越來越多地被吸引到全職服事的方向上。
他說：「當我坐下來告訴我父親我不去商學院的時候，我手中的鉛筆真的斷成了兩截，因爲我感到自己真的讓他失望了。」
漢福德非常了解他的父親。「這是我最不願意做的事情，」他的父親告訴他。「事實上，我寧可從政也不想做牧師。」
儘管保留自己的觀點，但漢福德的父親仍然支持他轉向B計劃，也就是去哥頓-康威爾神學院學習道學碩士課程。當他的兒子後來將這兩個「最差」選擇合併爲一個職業時，他甚至仍然支持。
「神學院畢業後，我非常幸運地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個主要是藍領階層的教會服事，我的同事是一個優秀但當時並不出名的牧師——提摩太·凱勒。」漢福德笑著說。「我很高興能與凱勒一家住在一起，從他們的榜樣中學習是一種驚人的經歷。」
最後，漢福德就他正在掙扎的新使命感——C計劃——尋求凱勒的建議。他想知道自己是否能找到一種方法，通過美國政府在全世界倡導宗教自由。
「我記得我當時被打動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野心和想法，」凱勒告訴福音聯盟，「這並不容易，但……我認爲他和其他人一樣，有機會做到這一點。」
凱勒之所以對漢福德有信心，其中一個原因是漢福德的姨媽和姨夫——伊麗莎白和鮑勃·多爾（均爲美國參議員，鮑勃·多爾曾任參議院共和黨領袖——譯註）。但漢福德決心不利用這些關係。「我告訴我姨媽我不需要任何幫助，」漢福德說，「因爲如果這是我要做的正確事情，我希望上帝能打開這扇門。」
漢福德在80年代中期搬到華盛頓，花了幾個月時間與白宮、國務院和國會的人喝咖啡。
他的目標不是宣傳宗教自由問題——「敞開的門」（Open Doors）這樣的團體已經在這樣做了。相反，他正在尋找一種有效的方式來直接解決問題，並通過與每個國家都存在的既定外交渠道進行干預。
他的消息來源鼓勵他在國會開展工作，漢福德最終找到了參議員理查德·盧格（Richard Lugar）——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共和黨人，他曾擔任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盧格說他會給他六個月的試用期。
「我們早期取得了一些成功，」漢福德說。這是一些實質性的成功，包括蘇聯承諾釋放200多名宗教囚犯，還同意制定新的政策，給予國民更大的宗教自由。
於是漢福德在盧格的辦公室裡留了下來。一段時間後，他的工作吸引了其他幾個志同道合的工作人員。一個是威爾·英博登（Will Inboden），他開始在民主黨參議員山姆·納恩（Sam Nunn）的辦公室做漢福德正在做的事情。另一位是勞拉·布萊恩特（Laura Bryant），她剛剛結束在美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擔任人權官員的工作。
在他們的第一次聚會上，「我向約翰提問，從他認爲基督徒應該如何參與政治到他的信仰如何發揮作用，問了很多。」她說。她喜歡漢福德如何不尋求聚光燈、他如何與他人建立良好的關係、他如何不斷地爲如何工作禱告。「當他讓我考慮與他和其他幾個人一起專注於宗教自由的工作時，我非常興奮，感覺就像有人向我求婚一樣。」
不過，就像婚姻一樣，日常工作比求婚要難得多。
讓人們關注一個遙遠的問題並不容易——即使這是某人因其信仰而被折磨或監禁這種令人不安的問題。更加困難的是覈實當地發生的情況、解讀該國政府的運作方式，並制定涉及美國參議員、國會議員或國務院官員推動變革的戰略。
「這需要大量的時間，」漢福德說。「你正試圖影響一個在世界另一端的國家，想要改變他們的法律或是讓一個人擺脫死刑判決。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有過驚心動魄的成功：例如，1990年，埃及的三個年輕人因皈依基督教並分享他們的信仰而被捕。他們被毆打、胳膊被吊起來、被菸頭燙傷、被電擊折磨，還被剝奪了食物。埃及法官兩次認定他們無罪，但他們很快被再次逮捕，理由是「蔑視伊斯蘭教」和「威脅國家統一」。漢福德組織多名參議員反覆上訴，接著是副總統丹·奎爾，然後是總統喬治·布什與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入獄10個月後，他們獲得了釋放。
但也有令人心碎的挫折：當漢福德得知一名伊朗牧師即將被處決時，他通過一名在聯合國工作的伊朗官員使死刑得到暫緩執行。六個月後，這位牧師決心繼續佈道，而不是逃到國外去尋求安全，他被綁架並被折磨致死。
當俄國家杜馬在1993年通過一項嚴格限制宗教自由的法律時，漢福德召集170名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寫信給葉利欽總統，葉利欽否決了這項法律。但四年後，俄國家杜馬再次通過了一項限制性法律，儘管國會範圍內另有一項努力有助於確保最初的否決，但葉利欽還是將其簽署爲法律。
儘管如此，漢福德和他的同事們仍在繼續努力，因爲他們在海外取得了一些來之不易的勝利，而且國內的關注度也在上升。
1994年，共和黨人在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1997年排名第七的最有影響力的遊說團體）、愛家協會（Focus on the Family）、家庭研究委員會（FRC）和美國關心婦女組織的支持下，在中期選舉中大獲全勝，獲得了眾議院的多數席位並鞏固了他們在參議院的領先地位。他們在1996年的選舉中保持了這兩個多數席位。隨著政治興趣和選票的增加，事情開始升溫。
全國福音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發表聲明，呼籲政府幫助海外受迫害的基督徒。眾議院代表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舉行了關於迫害基督徒和猶太人的委員會聽證會。《今日基督教》雜誌刊登了一篇關於「受逼迫教會」的封面故事。世界福音派聯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發起了爲受迫害教會祈禱的全國禱告日。眾議院和參議院呼籲比爾·克林頓總統建立一個宗教自由顧問委員會，他也的確這樣做了。1997年，FRC主席加里·鮑爾在眾議院籌款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就中國對基督徒的迫害作證。
然後，在1997年5月，眾議員弗蘭克·沃爾夫（Frank Wolf）和參議員阿倫·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提出了《免受宗教迫害自由法》（Freedom from Religious Persecution Act, FRPA）。
沃爾夫是一個因經濟和交通問題而被選入國會的弗吉尼亞人。但在幾年後，他去看了埃塞俄比亞的饑荒，隨後又去了羅馬尼亞，在那裡，基督徒給他傳來了請求幫助的祕密紙條。（「我的兒子在監獄裡」、「我的丈夫失蹤了」）作爲一個基督徒，沃爾夫無法對此視而不見。
他讓美國放棄給予羅馬尼亞共產主義獨裁政權的最惠國待遇。然後，他開始對中國的強制墮胎和宗教迫害進行調查。他的《免於宗教迫害自由法》緊隨其後，重點是制止針對基督徒和其他少數宗教的惡劣行爲：「廣泛和持續的綁架、奴役、殺戮、監禁、強迫集體安置、強姦、或釘死在十字架上或其他形式的酷刑。」
這一法案將這樣運作：白宮工作人員中有一名主任，他將確認有哪些國家犯有這些類型的強烈迫害。這一發現將自動觸發對該國的經濟制裁，並切斷對實施迫害的國家和實體的外國援助——除非總統以給予豁免權的方式停止這一行動。
這一法案帶來的是一種要麼制裁、要麼不制裁的後果。許多人爲它認真對待迫害而歡呼，但有些人認爲它既過於強硬（自動制裁是唯一的反應），也不夠強硬（它只針對最嚴重的迫害國家）。
克林頓總統直截了當地告訴福音派領導人，自動制裁將給「官僚機構內部帶來巨大的壓力，使其篡改調查結果。」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說，該法案將創造「一個人爲的人權分級制度」，並「建立一個新的和不需要的官僚機構，剝奪美國官員保護美國整體外交政策利益所需的靈活性。」
沃爾夫·斯佩克特法案在1997年並沒有得到很大的支持。經過委員會的一些修改，它在1998年5月以375票對41票通過了眾議院，然後在參議院夭折。
同時，漢福德和他的團隊擔心這種要麼制裁、要不不制裁的方法會將法案的範圍限制在一個或兩個國家身上。因此，漢福德、布萊恩特和英博登撰寫了另一項法案，由參議員唐·尼克爾斯（Don Nickles）和喬·利伯曼（Joe Lieberman）於1998年3月提出，名爲《國際宗教自由法》（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ct, IRFA）。
IRFA的基石是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Ambassador-at-large），一個可以代表美國政府進行談判的高級外交官。他所提供的年度報告將涵蓋每個國家的宗教自由狀況，要求各使館調查並彙報他們當年爲促進宗教自由所做的工作，一個委員會將提供獨立的政策建議。
但關鍵的基本結構是指定了一個「特別受關注國家」（"countr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 以下簡稱CPC）的程序，這需要每年決定一個國家是否達到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門檻。如果一個國家進入了這個名單，就會引發一系列的談判和行動，包括制裁。
「當我們研究如何創造最大的變革動力時，我們發現在使用制裁方面最有效的地方是貿易法，」布萊恩特說。「這些法律使用了一個針鋒相對、逐步推進的過程，有一個結束日期。所以我們使用了這種模式。」
作者還從貿易法中提取了一個從未在人權法中嘗試過的模式。她說：「如果你能與另一個國家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協議，以扭轉侵害人權的行爲，那麼就不會對其實施制裁。」這是一個理想的結果——爲當地受壓迫的信眾確保有意義的改變。我們滿懷希望，但我們不知道它是否會成功。"
第105次國會還剩下兩天時間，這時候IRFA才進入參議院投票程序。
「這是該國會的最後一次實質性投票，」漢福德說。「直到幾個小時前，我們仍在與反對的民主黨人進行談判。」
原本主張擱置的民主黨人最終加入了進來，該法案在參議院以98比0通過。然後，它飛奔到眾議院。由於沒有時間在妥協中調和這兩項法案，而這通常是在類似的法案分別在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時發生的情況，沃爾夫爲團隊做了一個決定。
他接受了一項修正案，用IRFA的全部內容替換他的法案（FRPA）。該法案在眾議院一致通過（在眾議院批准克林頓的彈劾調查的同一天）。
宗教自由專家艾倫·赫茲克（Allen Hertzke）在2006年對皮尤研究中心說：「如果這項立法太容易通過國會，它的影響就不會如此巨大。」由於存在深刻的分歧，兩黨人士就要不斷摸索合適的解決方案。如果這個過程不那麼戲劇化，投票結果就會反映某種拉鋸。但事實是，因爲法案的難產，導致它在1998年國會會議的最後幾天獲得了一致同意。
「上帝使用了所有的碎片——甚至是壞的——來推動事情的發展，」漢福德說。「這是對上帝憐憫的見證。」
IRFA通過一年半後，漢福德向布萊恩特求婚（她就像他邀請她從事宗教自由問題工作時一樣興奮）。
他在2002年的確認聽證會上對民主黨參議員芭芭拉·博克瑟（Barbara Boxer）說：「撰寫法案可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他正在步入爲自己設定的工作崗位——國際宗教自由問題無任所大使。
漢福德說：「我們的辦公室很小，而且被邊緣化，我們在國務院聯繫的人對這個問題很有敵意。他通過談判獲得了更多的工作人員，然後致力於建立特別關注國家（CPCs）的名單，並將一些國家從名單中剔除。」
這個過程是漫長而複雜的。你必須多次前往海外，與當地政府官員和宗教領袖舉行幾十次會議。你需要整理很多東西——當地的暴行、否認、模糊的答案——以了解事實。你要通過漫長而艱難的談判來確定需要改變的內容，然後你要跟進，然後再跟進。你把問題提交給整個外交系統，無論是在迫害國還是在國務院。如果有必要，你要說服國務卿將一個國家列入CPC名單，花幾個月的時間談判一項有約束力的協議或制裁，然後同樣努力地說服他們做出實質性的改進，以便他們能夠從名單上消失。
有時這很有效。越南在2003年被列入CPC名單，因爲它關閉了數以百計的教堂，迫使數以萬計的人放棄他們的信仰，並監禁了數十名不同宗教信徒。在漢福德於2006年談判達成了一項具有約束力的協議後，越南通過釋放所有已知的宗教囚犯，重新開放數百個教堂，允許擴大宗教團體的註冊範圍，以及取締強迫放棄信仰的行爲，努力讓自己從CPC名單上消失。
經過幾個月的類似談判，沙特阿拉伯公開申明了停止印刷極端主義教科書和遏制騷擾某些宗教活動的承諾。土庫曼斯坦對其法律進行了全面的修改，以前只允許兩種宗教合法存在。
而有時並不如此。北朝鮮就沒有改變。
這往往是緩慢和令人沮喪的，漢福德曾經和他的工作人員一起熬夜，以爭取國務院公開聲明朝鮮有宗教自由問題。無任所大使這一職位提出的問題並不總是總統的優先事項，而且常常遭到長期擱置。布林肯的反擊——宗教自由不需要被優先考慮——是華盛頓許多人的觀點。
但是，「由於世界上大多數人口生活在公然迫害或嚴重限制宗教自由的情況下，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站出來，熱情地倡導結束他們的痛苦，」漢福德說。「沒有其他國家能接近我們對宗教自由的追求，如果我們退出鬥爭，情況肯定會更糟。」
由弗蘭克·沃爾夫共同創立的宗教自由組織「廿一威爾伯福斯」（21Wilberforce）報導說：「很少有人會質疑《國際宗教自由法》的重要性及其在過去20年中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要清楚的是：它並沒有在全球範圍裡消滅宗教逼迫。從2007年到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發現政府和社會對宗教的限制「在全世界範圍裡明顯增加」。而天主教組織「幫助有需要的教會」（Aid to the Church in Need）則報告說，近三分之一的國家不尊重宗教自由；在這些地方，95%的情況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糟。
但是，伴隨著當地的實際變化，IRFA現在給宗教自由提供了嚴肅的、最新的信息（外交官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問：「什麼是家庭教會？」），CPC程序成了促進變革的工具（沒有人願意成爲「特別受關注國家」），以及現在每年行動和報告都有了期限（雖然年度報告不經常被主流媒體報導，但《今日基督教》每年都有報導）。IRFA的結構已被證明是如此有效，以至於它在2000年被用作反人口販賣立法的原型。
但IRFA最好的成果最難量化。
赫茲克告訴皮尤研究中心：「在通過《國際宗教自由法》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一個聯盟成立了，一個人權架構得到了建立，並繼續發展和表現出來。這場運動本身幫助激發了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更廣泛地關注人權的運動。在該立法之後，國會通過了具有一些真正效力的反人口販賣立法；2002年，國會通過了《蘇丹和平法》；2004年，朝鮮人權；今年，反國內人口販賣立法和推動世界各地的民主立法。一系列的立法都是從關注國際宗教自由的運動中產生的。」
「簡單地說，IRF運動影響了一長串基於信仰的國際行動，影響了全球數百萬人，」 「廿一威爾伯福斯」前執行董事莎朗·佩特（Sharon Payt）這樣寫道。
「可以說，沒有什麼人權比宗教自由對我們的生活更具有基礎性，」漢福德說。「你可以問世界各國的人們，什麼權利對他們來說是最寶貴的，那麼多人會說『宗教自由』，因爲它讓他們有能力尋求認識上帝，追求他們認爲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編注：福音聯盟非常努力地用以福音爲中心的資源裝備全球基督徒，請考慮奉獻支持我們的全球福音資源事工。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as Global Religious Freedom Seen Its Best Da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