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2年前，即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德國維滕堡當眾張貼了他的《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由此拉開宗教改革的序幕。
你一定聽過這件事，因爲九年級歷史課本裡有，《危險邊緣》（Jeopardy!，美國一個電視智力競賽節目，答對可獲200美元——譯註）裡也有，就和「哥倫布在1492年出海遠航」這個問題在一起。
儘管人們廣泛接受此觀點，但它或許並非開始宗教改革之旅的最佳角度。沒錯，路德發表的《九十五條論綱》點燃了屬靈之火，同時永久改變了人類歷史景緻。然而，宗教改革的故事不是只有那一剎那。在這位有些誇張的德國修士之前，早已有許多重要的鋪墊和神學家，若不是因爲這些伏筆，就不會有16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
維滕堡的路德以先，有阿爾及利亞的奧古斯丁（Augustine ）；在日內瓦的加爾文（Calvin）以先，有埃及的西里爾（Cyril）；在蘇黎世的慈運理（Zwingli）以先，有突尼斯的特土良（Tertullian ），這些非洲神學家對改教家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事實上，16世紀許多頗具影響力的著作，例如《協同書》（The Book of Concord）與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均大量引用了這些非洲神學家的思想。
早期非洲神學家是歐洲宗教改革的根源之一。
筆者最近在一個剛果牧者峯會上分享了有關宗教改革的信息，與會者由約30位來自剛果的牧者組成，他們因流離失所而作爲難民來到北美，許多人在來到美國前曾滯留於坦桑尼亞的難民營。會議期間，他們從全國各地聚集於密歇根州蘭辛市，分別來自：芝加哥、聖路易斯、路易斯維爾、堪薩斯、得梅因和其他地方。
我的任務是分享一小時長的「宗教改革之根源與影響」。在我坐下開始準備內容時，得先確定從歷史上的何處開始這段分享。我的第一反應是從16世紀的德國開始，畢竟，很多老師也是以從此處爲起點，教導我宗教改革的故事。
儘管如此，我覺得從西歐開始分享會錯過一些良機。特土良曾經問道：「雅典與耶路撒冷有何相干？」我試著提個相仿的問題：「維滕堡與剛果有何相干？」
這個問題讓我用一個更整全的眼光來考慮宗教改革。路德、加爾文與其他改教家試圖清除那些阻擋聖經之權威與福音之恩典的障礙，他們努力消除那些誤導人的信念與做法。宗教改革的「五個唯獨」（The five solas）好比一把剃鬚刀，能將混進基督教信仰的非正統教義剃去。宗教改革很大程度是爲了肅清教會中的異端思想，
而這，恰似一千年前非洲的翻版。
非洲，尤其在公元一世紀至三世紀，是保護教會、與異端教義爭戰的強大力量，特土良（公元155-240）在迦太基抵擋教會中的諾斯底主義教導，亞他那修（公元269-373）在亞歷山大抵擋教會中對基督神性的誤解，奧古斯丁（公元354-430）在希波闡明三位一體，以抵擋相關的虛假教義。許多非洲神學家的思想從古至今都是抵擋異端的堡壘，
路德和加爾文與他們一樣，尋求歸正那些神學上的錯謬。事實上，路德的著作表明他深受許多非洲神學家的影響，其中包括奧古斯丁、西里爾與特土良；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中亦十分重視奧古斯丁及居普良（二位都來自阿爾及利亞），此外，許多宗教改革信仰告白中的「非洲元素」亦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協同書》在信條中多次引用非洲神學家。思考宗教改革卻忽視非洲神學家，這無疑是目光短淺的。
莎士比亞（Shakespeare）在《暴風雨》（The Tempest）中寫道：「凡是過往，皆爲序章」，正所謂：以史爲鑑，可展未來。此外，認識到非洲是宗教改革的根源，也對今天的教會具有現實意義：
第一，這讓我們認識到，宗教改革是全球性的
如果能意識到，宗教改革的根源可以延伸至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埃及這樣的地方，我們對於宗教改革的視野將得到擴展。這曾是全球性的運動，因它汲取了幾個不同大陸的影響。這段歷史令我們更容易把對宗教改革的洞見，置於與如今這現代與全球化社會的對話中。
第二，這讓我們感到深深虧欠
基督教從古至今都受益於這片大陸所貢獻的神學，我們可以花時間閱讀非洲的神學，例如奧古斯丁與特土良，並通過這種方式來感謝這片土地的貢獻。
第三，與非洲的同工共事
我很感恩有機會與許多來自非洲的牧師及普通人共事，我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個人導師：澤裡特（Zerit Yohannes）牧師，他來自厄立特里亞，在面對逼迫與異端時，他們的神學所表現出的堅韌既令人欽佩，亦鼓舞人心。我們不僅該尊重非洲在過去的影響，也應認識到他們今日的貢獻，這很重要，如果過往真乃序章，那麼這片大陸將繼續成爲基督教的堡壘。
在宗教改革紀念日，當你紀念宗教改革的重大事件時，不要只想到維滕堡或日內瓦，也要記得宗教改革的根源，比如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埃及。
維滕堡與剛果有何相干？多了去了。
譯：許志斌，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Reformation’s African Roo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