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記得今年有過什麼難以忘懷的流行文化體驗嗎？上一次看到電影或歌曲引發全民討論是多久之前的事了？
很多人可能一時想不起來。即便是那些看似接近全民熱議的事件，比如上個月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發佈的新專輯，也不再像過去那樣激起千層浪，反而讓人覺得乏善可陳。最近或許唯一算得上現象級的，是動畫《POP：獵魔女團》(KPop Demon Hunters）在Netflix和音樂榜上意外走紅。但這樣的熱度也轉瞬即逝，很快就被流媒體源源不斷的新內容所淹沒。
總的來說，現在的流行文化就像一杯溫吞水，平淡無奇，很難讓人留下什麼印象。如今，能塑造文化議題的大作屈指可數，充斥眼前的只有短暫的熱搜、抖音潮流和製造段子的僞事件，比如今夏的酷玩樂迷攝像門（酷玩樂隊演唱會的觀眾互動環節中，鏡頭意外捕捉到一位公司高管與女同事（並非其妻子）的親密舉動，兩人隨後驚慌躲閃。現場視頻被上傳至網絡後，迅速引爆成爲全網熱點，催生了大量調侃此事的「梗圖」和周邊商品，演變成一場網絡狂歡——譯註）。當婚外情梗圖都能成爲文化焦點時，我們大概也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
這種文化停滯並非無跡可尋。羅斯·杜塞特（Ross Douthat）在《頹廢社會》（The Decadent Society）中，將文化頹廢描述爲一種「在物質繁榮與技術高度發達之下的精神與創意枯竭」。數字科技讓我們前所未有地接觸到海量文化內容，但真正讓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卻少之又少。大多數內容都顯得千篇一律，難以觸動人心。我們變得無動於衷，繼而意興闌珊，最終徹底麻木。
那麼，爲什麼當代流行文化會變得如此平淡無奇？而這種普遍的文化倦怠，對今天的基督信仰又意味著什麼？
數字科技讓當代文化在消費和創作兩方面都陷入停滯。
算法將觀眾切分成無數小群體，持續推送那些令人麻木的「內容」（請注意，「內容」這個詞，在互聯網時代已逐漸取代了「文化」）。它們的目標是捕獲注意力，而不是滋養心靈。流行文化不再是人們茶餘飯後交流思想、建立連接的紐帶，反而變成了一種孤立的個體消費行爲。早在二十一世紀初，蘋果公司iPod的那組廣告就已預言了這一切：剪影中的人們戴著耳機，沉浸在自己的節奏裡，彼此隔絕。
數字技術所標榜的「文化生產民主化」（繞過傳統守門人，通過社交媒體自建平台）確實讓文化景觀更加多元。但它也帶來了內容的泛濫，而且其中大部分質量堪憂。如今，任何人都能借助 GarageBand、YouTube 或 TikTok 製作文化產品，在過度生產的泛濫洪流中，文化與創作不斷貶值。
這種過剩現象因兩種趨勢而更加惡化：一是所有內容都在視頻化，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崛起。我們打開信息流，看到的常是被動推送的視頻，以及大量AI生成的垃圾。算法就像食堂裡戴著髮網的廚師，不由分說往你盤裡扣上一勺來歷不明的肉。我們真該爲此感到興奮嗎？顯然不會。
數字疲勞已經成爲普遍現象。尤其是年輕一代，他們對所謂的「腦腐」現象越來越警惕，更加渴望有營養的、真實的線下體驗。
與此同時，創意產業也難以穿透觀眾日益加厚的心理防線。一些藝術家選擇接受這種碎片化的現實，只爲特定小圈子創作「聽覺糖果」，就是那些讓同溫層短暫愉悅的作品。而另一些希望觸及更廣人群、引發深層共鳴的創作者，則往往只剩下一個策略：靠「震撼」取勝——通過誇張、挑釁或越界的方式來博取注意。可惜這些手法如今也已流於庸俗，難以激起真正的迴響。觀眾早已看穿那些老藝人爲維持熱度而勉強營銷的戲碼，一切只剩空洞與悵然。
如今的文藝創作者，往往不再潛心講述動人故事，反而更熱衷推銷自己的立場宣言；流行文化不再追求具有普世魅力的真善美，卻被黨派爭執、多元化指標或挑釁性的道德越界所驅使。結果，文化不再是大眾共賞卓越之作的殿堂，而成了意識形態角力的戰場。
舉幾個例子：兒童娛樂節目中愈發明顯的LGBT+宣傳；保羅·托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的《一戰再戰》（One Battle After Another），被影評界奉爲傑作，但本質上卻是一部長達三小時的左翼號召書，鼓吹在川普時代的美國繼續「抵抗」；再比如，今年超級碗中場秀選定壞痞兔（Bad Bunny）擔任表演嘉賓。距離表演還有五個月，公眾討論的焦點卻不是他的音樂，而是這一決定的政治意味。
大眾對這般充滿說教的娛樂內容心生警惕，實在情理之中。我們早已疲憊不堪。藝術家無法創作出超越政治的作品時，文化自然會陷入停滯。
歸根結底，文化停滯的根源在於精神世界的荒蕪。
從電影這個最能看出問題的文化領域來看，好萊塢正經歷一場深刻的危機。前面提到的技術與政治因素確實有關，但更根本的原因在於：好萊塢已經江郎才盡。它沒有新的創意，只會重複自己。羅斯·杜塞特在《頹廢社會》中指出：「大量產出爛片的社會未必已經頹廢，但只會重複製造相同電影的社會或許正是這樣一個社會。」
觀眾已對無休止的IP循環（系列續集、前傳、重啓、翻拍、動畫經典真人化）感到厭倦，但偏偏只有這些片子能賺錢。截至 2025 年，目前票房最高的前 20 部電影中，有 18 部都屬於這種老IP電影。像《罪人》（Sinners）和《武器》（Weapons）這樣的原創電影寥寥無幾，根本不足以讓製片公司有信心押注新故事。
這種循環正在慢慢扼殺電影藝術，使它日漸失去意義。影評人托馬斯·弗萊特（Thomas Flight）在一篇長篇視頻散文中這樣寫道：
如今幾乎沒有新的世界、新的故事或者新的創意出現。大型商業片已經成了一條『文化的銜尾蛇』，它不再創造新的敘事來定義文化，而是完全依賴自己過去的影響力，或借用其他媒介中已有的世界觀、人物與故事來獲取成功。
然而，好萊塢之所以失去了創造新世界的能力，不只是因爲商業上的保守，更是源自整個世俗時代的精神倦怠。真正吸引人的故事，離不開英雄與惡人、善與惡、美與醜的張力。但這些概念如果失去了道德根基，就是那種曾經被基督教文化所默認或承認的根基，就變得模糊不清。於是，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電影模糊善惡界線，好壞難辨，或用政治框架重新定義角色：（例如白人男性常被設定爲反派，交叉性少數群體則總是英雄）。
然而，這種混亂的戲劇令人乏味，而帶有政治動機的劇情更讓人反感。觀眾內心深處渴望的是那些扎根於超越真理的故事，而這恰恰是日益世俗化的創作者們難以提供的。
前不久，我在一座大型體育場參加保羅·麥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演唱會。當他唱起披頭士的經典歌曲《順其自然》（Let It Be）和《嘿！朱迪》（Hey Jude）時，我環顧四周，五萬名觀眾齊聲合唱，許多人舉起雙手，姿態幾乎如同敬拜。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這正是當代世俗文化中一種宗教式替代體驗。它觸動了當今社會極少得到滿足的渴望：人們渴求一種能因美而合一的共同經歷，一種超越碎片化敘事、讓人心相連的集體感動。
然而，精緻包裝的懷舊，似乎已是我們這個停滯時代所能提供的全部。那是一種對過去的追憶，對當年仍與猶太-基督信仰傳統緊密相連、能孕育出震撼人心之作的時代的嚮往。但人們渴望的不止是懷舊。就算全場齊唱《嘿！朱迪》能令人動容，那種感動也只是曇花一現。誰能挺身而出，創作出真正能觸動人心、甚至重塑文化的藝術？
這正是基督徒的機會。後現代文化荒漠讓人愈發渴望與真美相遇，而教會恰能滿足這種渴望。或許這也是爲什麼，尤其在Z世代中，教會出席率近年出現回升。當文化快餐充斥世間，延續兩千年的基督教每週禮儀敬拜反而顯得堅實、厚重，並能滋養人心、改變生命。
同樣，那些從神學真理出發、毫不避諱信仰根基的基督教藝術，也有潛力填補當代文化的空白。這或許正是基督教音樂近年來重新興起的原因，也是爲什麼劇集《揀選》（The Chosen）能創下史上最多語言版本的紀錄，以及爲什麼流媒體平台如亞馬遜Prime渴望推出《大衛王朝》（House of David）這樣的作品。這些成功不僅僅因爲它們是基督教藝術作品，更因爲它們在藝術層面追求卓越，讓真理的信息更加有力、動人。
在這個文化日漸沉悶、靈魂漸趨枯竭的時代，基督信仰能成爲那股清新、流動、潔淨的活水，它能衝破停滯，重新帶來生命與盼望。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y Does Pop Culture Feel So 『Blah』 Right 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