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紐倫堡》（Nuremberg）在結尾引用了思想家羅賓·喬治·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一句警醒人心的話：「人類未來的唯一線索，藏在其過往行徑之中。」這段結語與影片主題完美契合；《紐倫堡》這部關於人性之罪的電影揭示了人類作惡的可怕潛力。雖然影片講述的是 80 年前的一段歷史（對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審判），但它要傳達的卻是跨越時代的警告。
我們容易將納粹分子臉譜化，視其爲一種漫畫式的極端邪惡，誤以爲這種墮落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偶然異類。同樣，我們也可能濫用「納粹」一詞，輕率地將其貼標籤於任何與我們政見不合、感覺上帶有「法西斯」傾向的人。然而，《紐倫堡》這類影片提醒我們：現實中的邪惡往往以更隱祕、更不顯眼的方式滲透人心——特別是當整個社會都陷入相互印證的偏見循環時，邪惡便更容易悄然滋生。
納粹分子中既有猙獰的惡魔，也不乏平庸的追隨者。怨恨驅動的攻擊、自我欺騙以及其他罪性的習慣，一旦與納粹主義結合，就釀成了史無前例的恐怖結果。1945 年盟軍發現集中營的存在，大屠殺的暴行逐漸公諸於世，連某些納粹分子自己都難以理解，他們究竟如何一步步陷入這深重的黑暗，淪爲邪惡的共謀。
自 1961 年斯坦利·克雷默（Stanley Kramer）執導、曾獲 11 項奧斯卡提名的經典影片《紐倫堡大審判》（Judgment at Nuremberg）以來，影片《紐倫堡》是第一部以紐倫堡審判爲主題的大型劇情電影。雖然也有其他影片關注戰後對納粹罪犯的追捕與審判（例如 2018 年的《最終行動》（Operation Finale）），而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則已成爲探討納粹道德問題的經典著作，並提出了廣爲人知的「平庸之惡」概念，但在過去 64 年裡，還沒有一部電影真正把審判本身作爲核心敘事。《紐倫堡》是第一部。
由詹姆斯·範德比爾特（James Vanderbilt）編劇與導演的《紐倫堡》，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那一刻展開，全片交織兩條主要敘事線。一條圍繞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傑克遜（Robert Jackson，由邁克爾·珊農〔Michael Shannon〕飾演）構建史無前例的國際法庭的艱難歷程；另一條則跟隨美國陸軍心理學家道格拉斯·凱利（Douglas Kelley，由拉米·馬雷克〔Rami Malek〕飾演），記錄他對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由羅素·克勞〔Russell Crowe〕飾演）、卡爾·鄧尼茨（Karl Dönitz，由彼得·喬丹〔Peter Jordan〕飾演）與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由安德烈亞斯·皮奇曼〔Andreas Pietschmann〕飾演）等納粹頭目進行的庭審前心理評估。
兩條線索交織並行，但全片最精彩的戲劇張力凝聚在凱利與戈林的對話中。馬雷克與克勞用精湛演技演繹了兩個各懷信念的男人，他們在頻繁交鋒中逐漸了解對方。凱利起初把戈林當作「實驗對象」，希望能藉此深入理解邪惡的心理結構。他心想，「如果我們能從心理學上定義邪惡，我們就能確保這種事永遠不再發生。」
然而戈林卻比凱利想像的更「正常」，甚至稱得上頗具魅力。他性格強硬而倔犟，不願給凱利提供任何有關納粹之惡的言論依據。這種貓捉老鼠般的心理博弈，讓電影的敘事充滿張力。儘管影片的片長達到 2 小時 28 分鐘，略顯冗長，但這段心理較量無疑是最精彩的部分。
雖然凱利與戈林的對話場景始終扣人心絃，但影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在電影大約三分之二處時，重現了審判進行約一週時的法庭場景。當時，納粹之惡的深度似乎還沒有完全顯現。戈林及其同夥甚至讓人覺得，他們並沒有表現出那種預期的極端邪惡。
然而，檢察官隨後播放了盟軍發現並解放集中營時拍攝的真實影像（這些素材來自一部名爲《納粹集中營》（Nazi Concentration Camps）的紀錄片，可以在亞馬遜Prime上觀看）。
在《紐倫堡》片中長達數分鐘的片段裡，我們目睹了 1945 年 11 月 29 日法庭眾人所見的一切：《納粹集中營》紀錄片中令人窒息的畫面——焦黑的屍體、形銷骨立的倖存者、毒氣室、堆積如山的骸骨、推土機翻動著的腐爛屍堆。整個法庭陷入死寂，所有辯詞在鐵證面前瞬間土崩瓦解。如今，面對像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等反猶分子的否認大屠殺言論，這種證據同樣無可辯駁，也不容輕描淡寫。看吧，這就是納粹所做的。有確鑿的影像記錄在案，觸目驚心，令人髮指。
對於當時法庭上的多數人而言，這是他們首次目睹納粹暴行的影像證據。時隔八十年，在看過《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鋼琴家》（The Pianist）及其他大屠殺題材電影后，這些畫面對我們來說雖已不再陌生。但其衝擊力依然銳利如初。它提醒著我們：視覺證據能直擊人心，它能無情地揭穿「沒什麼可看的」式的操縱話術、否認事實、轉移話題與其他迴避伎倆。
《紐倫堡》以一段戲劇性的尾聲結束：凱利在廣播中接受關於他新書《紐倫堡的 22 個囚室》（22 Cells in Nuremberg）的現場採訪，這本書講述了他與納粹罪犯的接觸經歷。主持人對凱利說：「你必須承認，他們（納粹）是一群特殊的人。」凱利回答：「他們並不特殊。當今世界每個國家都存在這類人。」
「美國沒有吧，」主持人反駁道。
「美國有！」凱利厲聲回應，「這類人的性格特徵很明顯——他們渴望權力。你說美國沒有？我敢斷言，只要能夠掌控另一半人口，美國絕對有人願意踩著同胞的屍骨上位。」
儘管這一段話在修辭上極具衝擊力，但我個人覺得，但它在幫助觀眾深入理解問題方面似乎仍嫌不足。這並不是說凱利的論點與影片的結尾論述沒有價值，他說的確有其道理。影片借用納粹的例子將「人類作惡能力」普遍化時，卻忽略了一個重要層面：究竟是哪些文化與社會因素，促使這些「並不特殊」的德國公民在 1930 至 40 年代集體犯下如此暴行？
即便理論上，任何文化或國家的人都可能做出類似邪惡行爲，但事實是，這種規模、這種系統性、這種手段，在其他地方從未出現過。納粹的暴行有其獨特性——渴望權力與控制的納粹，不僅建立了大規模滅絕體系，還實際實施了對 600 萬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而許多同樣渴望權力的人卻沒有以這種方式實現他們扭曲的慾望。
卡爾·楚曼（Carl Trueman）在評論歷史學家約翰·沙普托特（Johann Chapoutot）在其著作《血的法則：作爲納粹的思考與行動》（The Law of Blood: Thinking and Acting as a Nazi）一書時指出的：
沒有大量彬彬有禮、舉止文明的普通人參與，第三帝國以及大屠殺是不可能發生的。那麼，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呢？原因何在？
基督教的答案是：人的本性是有罪的、墮落的、傾向自私的。確實如此，但這種回答雖真實，卻顯得過於籠統。能解釋一切的通用答案，往往對具體問題缺乏解釋力。同樣有罪性的英國人沒有策劃對倫敦猶太人的系統性滅絕，反猶歷史更悠久的法國也未曾舉辦萬湖會議。那麼爲什麼是德國？從這個高度文明國度的災難性罪行中，我們究竟能汲取什麼具有持久價值的教訓？
我期待影片能深入探討這個問題。與其含沙射影地暗示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爲戈林那樣的人，不如去剖析那些文化、政治與個人因素是如何交織作用，才最終造就了歷史上如此獨一無二的惡徒。這樣的分析或許會更有裨益。
比起「邪惡無國界」的泛泛之談，或許更有價值的是誠實地（儘管可能政治不正確）承認某些國家、文化或政治體制的確孕育了更多惡行。這不是爲「我方」辯護的主觀臆斷，而是基於歷史的客觀結論。對納粹德國崛起環境的嚴謹考察，會讓我們的判斷更客觀、具體，而且扎根事實。
要防止大屠殺重演，就不能輕率地將政敵類比爲納粹，把所有不良政客套入希特勒模板，或每當政治領袖劃出我們不認可的底線時，就空喊「這是法西斯的行徑」。真正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的辦法，是深入細緻地審視歷史本身。
具有反諷意味的是，《紐倫堡》這類影片的普世啓示並不在於它的說教，而在於它展現的歷史本相：納粹主義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獨特產物。這一事實並不會讓我們對當下潛在的邪惡掉以輕心；恰恰相反，它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哪些具體因素、模式和趨勢，應該特別引起警覺。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Nuremberg』 Ponders the Particularity of Nazi Ev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