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能認爲數字時代爲媒體的生態體系注入了全新的動力。然而，從許多方面來說，數字技術只是擴大了工業革命創造的動力。是蒸汽而不是二進制代碼孕育了現代新聞業。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是最有先見之明的預言家，他對這種大量新聞和娛樂帶來的危險影響提出了警告。在《瓦爾登湖》（Walden）和他後來的文章《沒有原則的生活》（"Life Without Principle"）中，梭羅指出了那些過於密切關注新聞的人容易罹患的疾病。
梭羅警告說，新聞會越來越多，熱點出現的速度會越來越快，這有可能分散我們的注意力、損害我們看到真實發生之事的能力。這種受損的視野會使我們無法對這些事件做出正確的反應。正如約瑟夫·皮珀（Joseph Pieper）在一篇提出相似論點的文章中所說：「我們這個時代的普羅大眾都失去了看的能力，因爲有太多的東西要看！」更糟糕的是，當如此之多的聲音爭奪我們的注意力時，它們不得不令自己更加響亮、更聳人聽聞。假新聞、聳人聽聞的標題呼喚著你的點擊，黃色新聞也是在19世紀發展起來的。爲了應對這種不健康的環境，梭羅將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謂的「永恆」上，他告誡人們不要被新聞業製造的喧囂淹沒。
梭羅在他的《沒有原則的生活》一文中借鑑了聖經的意象，警告說報紙可能成爲偶像。癡迷於每天送達的報紙反映出對造物主正在進行的工作不重視，甚至是不耐煩。正如梭羅所說：「我不知道你怎麼樣，但對我來說每週讀一份報紙都嫌多。我最近嘗試了一下（花大量時間讀報），這麼長時間下來，我似乎都沒有在我的家鄉居住過。太陽、雲彩、雪、樹木對我來說都不那麼重要。你不能同時事奉兩個主人。要了解和擁有一天的收穫，需要就是一天的委身。」
梭羅先引用了耶穌不要服事瑪門的警告，隨後轉到保羅在亞略巴古的講道，在那裡保羅告訴雅典人不要再敬拜偶像，而要事奉神，因爲「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徒17:28）。梭羅聲稱，新聞與這位神競爭，提供了一個替代的、世俗的個人存在基礎：「如果你碰巧在那個薄薄的地球表面上生活、活動並擁有你的存在，而在這個星球的表面上所發生的事件就像新聞所報導的那樣淺薄——甚至比它用的新聞紙還要薄，那麼這些事情將爲你填滿你的世界。但如果你翱翔在星球表面之上或深入那個表面之下，你就不知道地表發生了什麼，也沒有什麼東西會提醒你。我們所關注的東西揭示並塑造了我們的愛，因此，如果我們的注意力被固定在每日新聞這張薄薄的紙上，我們就被一種偶像崇拜捕獲了，它誤導了我們的愛和敬拜。」正如梭羅所警告的，深入關注某些事情而不被它（們）塑造是不可能的。
這種關注帶來的變革力量導致梭羅提出了一個驚人的、深刻的比喻。他聲稱，過分關注各種新聞會「碎片化」（macadamize）我們的智識。這是一個術語，指的是一種以其發明者、蘇格蘭工程師約翰·麥卡丹（John McAdam）命名的道路建設方法。當時大多數道路都是用大石頭鋪成的，但麥卡丹用手工打碎的小石頭來鋪設道路。工程監理人員需要測量石頭，以確保沒有大石頭被鋪在路上。這些石頭的棱角會拼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光滑、持久的路面。有了這一背景，下面是梭羅對注意力模式如何改變我們思想的論述：
我認爲，一味關注生活中的凡塵瑣事，心地便會長期遭受褻瀆。因此，我們的思想將會烙上淺薄輕浮的印記，我們特有的才智好像鋪滿了碎石，基石碎成塊，任憑車輪反覆碾軋。如果你想知道什麼樣的道路最爲經久耐磨，勝過那些碎石或雲杉塊木鋪就的路或瀝青馬路，只需一窺內心，便可得知我們長期此以往承受的重壓。
梭羅在這兩個句子中把幾個關鍵的術語編織在一起。首先，「褻瀆」（profane）中的"fane"是拉丁語中神廟的意思，所以"profane"的字面意思是在神廟之前或神廟之外。當我們過於關注世俗的、今生的事務時，我們就「褻瀆」了我們的思想。因此，梭羅在後文中繼續說，我們應該「再一次讓我們的心靈成爲神廟」。我們所關注的事情有持久甚至永恆的後果，這就是爲什麼保羅指示歌羅西人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西3:2）
「習慣」會給注意力帶去重複、塑造性的影響。梭羅的生活和著作當然展示了他自己對那個時代所發生事情的了解，所以他並不主張我們把自己關起來、忽略周圍發生的一切。畢竟，梭羅本人幫助過逃亡的奴隸，參加過廢奴運動，還因爲拒絕繳納資助美墨戰爭的稅款而在監獄裡待了一夜。這樣的社會參與不是源於對當時新聞的迷戀，而是源於他對永恆道德真理的委身。因此，梭羅敦促我們反思我們的習慣，反思我們塑造和填充我們思想的內容。我們的日常閱讀是什麼樣子的？當我們感到無聊時，我們會轉向哪裡？
「瑣事」（trivia）當然是梭羅對充斥著新聞的那些輕浮事務的控訴，但這個詞也延續了梭羅的道路比喻。"Trivia"是一個拉丁詞，意思是三條路的交匯點，所以暗示著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在英文中，它指的是那些普通的、眾所周知的、因而也是無關緊要的事情。
梭羅在那段話前面寫著：「如果能變成一條樞紐通道，我寧願化作山間的汩汩清泉，那道穿梭在帕納塞斯（Parnassian）山間的小溪，而不是流經城裡的污濁穢溝。」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其實引用了剛才所說的拉丁文源頭。梭羅把我們的頭腦想像成思想的管道或道路，我們有責任選擇我們想要的、在這些道路上行駛的東西。然而，當我們習慣性地關注瑣碎的事情時，我們的頭腦就會被壓成碎石，並容易受到其他人發送的任何廣告、口號或短消息的影響，從而最終塑造我們的思想。
在他的演說中，梭羅繼續爲這種狀況提出了一個包含兩部分的補救措施：
如果我們褻瀆了自身——這點誰不曾做過呢？只有通過謹慎執著與奉獻犧牲才能找到重新救贖自己的途徑，使心靈再次成爲神聖的殿堂。像對待天真坦誠的孩子般善待我們的內心吧，這也是善待我們自己！作爲我們自己的監護人，務必謹慎對待強佔我們注意力的對象和主題。切勿再讀《泰晤士報》了，讀那些不朽的傳世經典吧！
正如梭羅所指出的，我們都或多或少地因關注瑣事而「褻瀆」了我們的心田，但梭羅希望通過（1）謹慎和（2）奉獻，我們可以重新「救贖」我們的心靈，使它們重新成爲神聖之地。如果問題是習慣性地關注「神聖之地」外面的事物，那麼解決方案就是習慣性地關注神聖的事物。這是一個包含兩個方向的運動——遠離時代的八卦和瑣事，走向永恆的美善和複雜的真理。
梭羅的建議是要遠離時代的干擾，這與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的著作相呼應。帕斯卡爾爲梭羅建議的姿態提供了更有力的神學依據。帕斯卡爾建議我們培養一種深刻的冷淡，一種聖潔的冷淡，對這個世界要我們閱讀和倡導的問題冷淡。這種冷淡的態度源於對上帝掌控的信心，以及對我們自己在當代事件中辨別上帝旨意的謙卑。神經常以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祂的旨意，所以我們不應該太快爲看似積極的發展而歡欣鼓舞，也不應該爲看似糟糕的消息感到絕望。
當然，神的旨意奇妙難測最明顯的例子是耶穌的受難和死亡。耶穌自己的門徒當然認爲這些事件疊加在一起構成了史上最壞的消息，然而我們卻說那是一個「美好的禮拜五」（英文稱受難日爲"Good Friday"——譯註）。正如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筆下的一位主人公所宣稱的那樣，「十字架不能被打敗，......因爲它已經是失敗的了。」這需要一種謙卑，在神的護理面前的謙卑，這要求我們承認，即便我們支持的候選人沒有當選，或法庭案件的裁決似乎是錯誤的，或悲劇發生，上帝仍然在實現祂的旨意，神不可能被打敗。反之亦然：當我們認爲自己贏了的時候，我們可能會錯誤地理解了神的意思。對神的護理有更宏觀的眼光，以及認識到自己對神的得勝可能有錯誤的認識，這樣的謙卑使我們不用爲某個好消息或壞消息過分焦慮——即便新聞中的事件看起來是不可救藥的邪惡，它們仍然服在造物主的手下，而造物主正按照祂的旨意運作一切。
神學家保羅·格里菲斯（Paul Griffiths）從帕斯卡爾的護理觀和他關於我們應該如何參與公共爭議的建議中得出兩個結論。首先，我們「應該以與話題的重要性和我們對該話題的首選立場的真理性有多確信相適應的精力和責任參與爭論。」我們應該對一些問題充滿激情，但我們的媒體環境往往會扭曲我們的情感尺度。我們可以對一些模棱兩可的推特過度熱衷，或對一些公眾人物的不經意評論進行最壞的動機推測，與此同時，我們可能忽略了與氣候變化、系統性貧困或我們家鄉的農民處境有關的更重要、更具實質性但不那麼表面化的事態發展。也許我們需要進行一次情感審查，考慮哪些問題或新聞會導致我們變得憤怒或激動： 我們是否爲令神的靈憂愁的事情而憂愁，爲神所喜悅的事情而歡欣？或者我們是否對瑣事投入了感情，而對真正重要的事情越來越冷淡？
第二個結論是，無論問題是什麼，無論我們以何種程度的熱情來倡導它，我們「都不應該過分關注結果。」正如帕斯卡爾所寫的，「我們的行爲彷彿使真理獲得勝利是我們的使命，而我們的使命就是爲它而戰。」我們應該充滿激情地爲我們認爲是好的東西而努力，但如果我們的事業面臨挫折或收到壞消息，我們不應該感到焦慮不安。
這樣的立場在我們的媒體環境中很難保持，因爲許多新聞故事被框定爲一種競賽，有明確的贏家和輸家。媒體對選舉的報導，對法院判決如何重塑文化戰爭那令人窒息的裁定，以及對最新民意調查的無休止解析，使我們把每一個新聞故事都看作是一個記分牌翻頁。然而，正如帕斯卡爾提醒我們的那樣，基督徒的喜樂並不取決於一些暫時勝利的消息。事實上，對勝利指標的癡迷關注會耗盡屬靈能量，誘發精神和情緒上的消化不良，並使我們偏離我們可以做的真正美善之事。當我們相信神的護理時，我們就能從對情感的過度投資中解脫出來。對政治家和媒體公司來說，專注於勝利可能是一個很好的策略，但這並不是基督徒關注我們今生之事的應有方式。
對結果不關注不等於不忠心，梭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儘管他說要成爲「山間的汩汩清泉，那道穿梭在帕納塞斯（Parnassian）山間的小溪」，但他還是親自參與了許多社會和政治事務。除了幫助逃奴獲得自由和因拒絕繳納支持不義戰爭的稅款而入獄外，他在哈珀斯渡口突襲失敗後熱情地爲約翰·布朗辯護的講話改變了公眾情緒的走向，激發了對廢奴的支持。他的《論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一文啓發了後來的幾代抗爭者，包括甘地和小馬丁·路德·金。 梭羅對瑣碎事務冷淡的姿態使他能夠分辨該如何回應他所處時代的更核心議題。正如梭羅在內戰爆發後不久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說的那樣：
最致命的，也是唯一致命的，你可以用來對付邪惡的武器，永遠是無視邪惡；因爲只要你知道它，你就是犯罪同夥（particeps criminis）。如果你是「光明天使」，黑暗的行爲（例如，閱讀《紐約先驅報》之類）就與你無干……讀總統發言之前的那些日子是有福的。
梭羅和帕斯卡爾一樣知道，陶醉於當天的政治新聞，那些自己無能爲力的新聞，只會讓他分心和不安，絲毫不能改善現狀。當我們每天早上刷屏瀏覽新聞提要，看著我們在某個特定問題上支持的一方是否獲勝時，我們就表露了對神護理的不信。當然這不是接觸新聞的唯一方式。我們也可以依靠新聞來形成我們的判斷，並指導我們對突發政治或社會事件的回應。對新聞的這種使用與帕斯卡爾式的「神聖的冷淡」完全一致。而且，也許矛盾的是，如果我們的靈魂扎根於永恆，而不是被時代的分心所困，我們將更有可能看到真正發生的事情，並辨別出上帝可能呼召我們做出的回應。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Attend to the Eternities amid the Noise of the 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