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分析家亞倫·雷恩（Aaron Renn）指出，2014年是我們腳下的土地發生激烈變化的一年，我們從一個對基督教基本持「中立」態度的社會轉變爲「負面」。雷恩並不是唯一指出這一文化變遷的評論家，澳大利亞牧師和公共神學家斯蒂芬·麥卡爾平（Stephen McAlpine）認爲這是一個「基督徒成了壞人」的時代。
許多年輕的福音派基督徒現在感到迷失——認識到我們腳下的土地已經發生了變化——並得出結論：在我們迎接這個新時代的挑戰時，我們不能再依賴我們上一屆參與文化戰爭的祖父母或試圖參與文化的父母的策略。
在前一篇文章裡，我追溯了從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鬥士到「文化參與」的變遷，再到新宗教右翼的崛起。幾天前，我又在專欄中探討了爲什麼許多右派人士敦促採取更加對立和好鬥的政治進路，拒絕使用「溫和」和「深邃」這樣的理想模式。
今天，我想從亞倫·雷恩在「要事第一」博客上發表的文章中提供的分類法開始，這篇文章題爲「福音派的三個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Evangelicalism"）。他描述了美國世俗化敘事中的三個不同階段。
30多年來，許多福音派領袖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傳統宗教右派過度追求權力的行爲要麼不屑一顧，要麼嗤之以鼻。但現在，年輕一代正在對那些尋求無黨派、非政治化的文化參與方式的牧師們說「你們是好人，但那是行不通的，」他們說，「這個世界對有信仰的人的敵意越來越大。規則已經改變。」
雷恩指出，自2014年以來，我們社會的風向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對傳統基督教信仰有了很深的敵意。麥卡爾平在定位我們的文化從對基督教「冷靜的不感興趣」到「爲敵的興趣」時，也指出了這一時期的變化。以高等教育爲例；30或40年前大學框架中存在的對基督教信仰的敵意現在已經成爲主流思想，所以人們普遍認爲「基督教是文化毒瘤，我們需要甩掉它，在後基督教的西方找到一個新的方向，引導我們獲得基督教承諾了但無法實現的自由。」
快進到今天，許多人認爲任何通過「溫和」贏得他人的努力都是徒勞的政治策略。現在是像蛇一樣靈巧的時候了。新宗教右派並不關心是否在「文化精英」面前顯得「深邃」，他們更想贏得政治鬥爭。
對這個陣營中的一些人來說，他們的目標是爲基督徒保留空間，讓他們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對其他人來說，則是要看到基督教的道德觀再次成爲社會主流。無論哪種情況，在此刻愛我們的鄰居的最好方式不是「置身事外」、只關注如何在巴比倫存活下來，而是要促進有助於公共利益和結束不公正法律的政治計劃。因此，公共神學必須正面對抗那些被他們所支持的有害意識形態深深欺騙和積極傷害的人。
其中有兩種意識形態非常突出，而且自2014年以來都獲得了巨大的吸引力：（1）對種族身份的本質主義觀點，導致身份政治的加劇，以及（2）關於性別和性的新知論（neo-gnostic theories），貶低了社會規範，製造混亂（導致青少年的抑鬱和絕望），並要求通過損害健康身體的醫療干預進行所謂的「治療」。
（在這一點上，許多基督徒認爲這些時髦的「性別肯定」療法有一天會遭到摒棄，就像我們現在摒棄前幾代人接受的腦葉切除術和電擊療法一樣。換句話說，這些也許用心良苦但被深深誤導和有害的性問題「解決方案」更多的是由群體思維驅動，而不是真正的科學或心理學在推動。）
我在這裡強調變性話題，因爲它是快速社會變革的最好例子，也因爲它代表了宗教自由被侵蝕的前沿。明確地說，這種擔憂主要不是針對那些經歷性別障礙的人。（即使是最強烈反對新性別理論的人，也主張同情那些真正爲自己的身體現實感到痛苦的青少年。） 我們面臨的挑戰是一種文化，它試圖將這種時髦的意識形態的核心原則納入永久的民事法律，通過給異議者貼上偏執狂的標籤來壓制反擊，並培養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中，性別障礙更容易發生，而不是減少發生。
雷恩說，2014年，情況發生了變化。有趣的是，也是在那一年，提摩太·凱勒（通常被認爲是文化參與的主要人物）解釋了爲什麼基督徒突然感到氣氛的變化。他說，我們一直都有虔誠的人和世俗的人，但處於「糊塗中間」的人過去傾向於掛名的基督信仰，現在則傾向於世俗主義：
因此，現在的情況是，敬虔基督徒的屋頂脫落了。敬虔的基督徒原本有一種庇護所、一把保護傘……原本這個社會有敬虔的人、有世俗的人，還有一個中間地帶，使世俗之人很難對傳統價值觀說不敬的話。這個中間地帶（現在更有可能認同世俗而不再認同基督信仰）沒了……所以，敬虔基督徒突然意識到他們被暴露在世界面前，保護傘已經消失了，他們的觀點受到了很多抨擊，很多公開的抨擊。
凱勒以白宮在邀請季格里歐（Louie Giglio）在2012年就職典禮上祈禱時的爭議爲例，說明保守派基督徒受到的抨擊。他說：「這非常令人沮喪，」因爲這意味著傳統的基督徒「甚至沒有權利出現在公共場所」。
總之，亞倫·雷恩的積極/中立/負面世界分類法，還有提摩太·凱勒的保護傘比喻和麥卡爾平的《成爲壞人》（Being the Bad Guys）一書很相似——對基督徒在此刻爲什麼會有特殊的感覺和反應作出了重要的解釋。但在如何最好地應對這種氛圍的轉變上，文化參與人和文化鬥士之間一直存在分歧。
2014年，大多數福音派教徒認爲文化共識的變化是不祥之兆，並認爲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爲基督徒的自由開闢空間（也許這算是一個準本篤方案）。2016年川普的當選爲文化參與開闢了新的可能性和途徑，提供了盼望，也許這個消極的世界不僅可以被悄悄抵制，而且可以直接面對和扭轉。而這也導致了關於福音派應該如何迎接這一時刻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想回到亞倫·雷恩的分類法，並對其進行更多的審視，因爲更廣泛的框架會使對情況的估計更加豐富，並可能擴大向前發展的想像力。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作者博客：Navigating the (New?) Negative World.本文系「美國文化戰爭」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