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映的每部電影都讓我感覺回到了1980年代的童年。《氣墊傳奇》（Air）把我帶回了我曾爲芝加哥公牛隊粉絲的童年，還有那段時間現象級的喬丹運動鞋。《超級馬力歐兄弟大電影》（The Super Mario Bros. Movie）讓我開懷大笑，因爲它引發了我對30多年前曾經沉迷的任天堂世界的回憶。儘管《俄羅斯方塊》（Tetris）是發生在蘇聯的故事，但它也回顧了這一遊戲起源背後迷人的冷戰歷史，讓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到童年時在公路上玩遊戲機的時光。
利用懷舊情緒來吸引觀眾的電影遠超這些。僅在「80年代玩具變電影」（"80s toys turned movies"）這一大類中，2023年還出現了一部《龍與地下城：俠盜榮耀》（Dungeons & Dragons），還有6月9日即將上映的《變形金剛：超能勇士崛起》（Transformers: Rise of the Beasts），將於7月21日上映的《芭比》（Barbie）和8月4日上映的《忍者神龜：變種大亂鬥》（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 Mutant Mayhem）： 還有以風火輪和橡皮泥（是的，Play-Doh橡皮泥）爲靈感的電影正在製作中。
同時，還有許多大片都是重拍、續集或特許經營電影，這些電影挖掘流行的知識產權以獲取新的利潤。2022年收入最高的前10部電影都是續集或重拍片。大多數分析家預計，2023年的票房將同樣被超級英雄的續集或重拍片所主導（《銀河護衛隊》第3部、《蜘蛛俠：縱橫宇宙》《閃電俠》）；老明星的動作片系列續拍（《奪寶奇兵5》中80歲的哈里森·福特、《碟中諜7》中60多歲的湯姆·克魯斯、《伸冤人3》中68歲的丹澤爾·華盛頓）；迪士尼重啓了《小美人魚》和遊樂設施變電影（《鬼屋》），以及《速度與激情》系列的第十部（都第十部了！）作品。
在這一點上，評論家們說「好萊塢已經沒有新的想法」或「原創已死」之類的話，已經是意料之中。但我不認爲這就是全部實情。這並不等於好萊塢藝術家們的創造力受到了影響，大量高度原創的故事正在以大膽和令人興奮的方式得到講述。只是，好萊塢是一個對市場做出反應的行業，而市場已經明確了它的願望：希望看到舊的和熟悉的，而不是新的和未知的。
與其指責好萊塢沒有原創，我們不如去了解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爲什麼對「新生產」文化的胃口越來越小，而對懷舊和熟悉的IP形像渴望卻越來越大？也許是因爲我們的大腦受到了太多的刺激，在數字時代的信息氾濫中遭到了過度消耗，以至於我們很難有能力或精力來處理任何新事物。
與其把我們的思想帶到一個全新的敘事世界中，在那裡有它自己的「規則」、人物和未知的框架，不如在一個舊故事中遇到一個新角色更容易。在這個舊的敘事中，我們有現成的環境，我們可以把新角色歸類、參考已有的框架，這讓我們更容易使看到的東西有意義。鑑於腦力和可用的注意力是越來越稀缺的資源（認知過載是一種常見的掙扎），大多數電影觀眾選擇那些對他們的大腦來說「負載」比較輕的故事並不奇怪。
我懷疑這也與我們文化中的兩極分化趨勢有關，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通過傾向於倚賴替他們做思考和解釋的群體（尤其是群體領袖）來應對信息氾濫帶來的精神疲憊。幾年前我曾寫過這個問題：
當一連串的信息衝擊我們的頭腦時，我們把事情歸放到整齊的敘事箱子裡（「這就證明了那個」），這要比把它們陳列在臺面上，並研究從這些證據可以得出怎樣的現實更容易。在一個信息過載的世界裡，把事實快速地放入到既定的敘事中是一種應對機制。
考慮到人們已經轉向喜歡「故事」而不再是「新聞」的習慣。在近年來最具預見性的媒體分析作品《斯圖爾特如何製造塔克》（"How Stewart Made Tucker"）中，喬恩·阿斯科納斯（Jon Askonas）認爲，觀眾更希望從所讀的新聞媒體中獲得「敘事發展」，而不是客觀報導：
在數字時代，你真的不需要任何人給你讀新聞。你需要的是了解你應該如何看待這一新聞，以及它講述了什麼故事。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包括許多從事新聞工作的人——事件細節對他們的日常生活來說根本沒有什麼影響。面對大量的孤立事實，他們只想把它們弄明白、理解所發生的。幫助他們做到這一點就是當今新聞業最有價值、最能創造收入的功能。
我們更喜歡敘事發展（故事）而不僅僅是新聞，原因與我們喜歡老電影續集和熟悉的角色搬上銀幕而不是原創故事一樣。在數字噪音帶來的漩渦中，生活已經太壓抑了，而我們的大腦也太緊張了，以至於沒有精力去理解一個複雜的新聞標題或一個複雜的新電影敘事。
對日益增長的懷舊、熟悉流行文化還有另一個解釋：這肯定與數字時代給我們的身份帶來的令人眩暈、不穩定的影響有關。幾代人之前，我們用於了解自己的參考框架非常有限，我們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出生時進入的、無法選擇的物理和近似度網絡：家庭、地方、當地文化、宗教傳統。
但在數字時代，構建身份的工具是無限的，不受以前定義我們的那些無法選擇因素（如我們的生理性別）的約束。現在，「我是誰」是一個隨心所欲的、可塑性強的問題，受制於來自任何數量的多元世界的各種論點、影響者、僞事件和微社區的漩渦。
儘管這種自由的身份構建看起來很吸引人，但實際上它成了巨大的情緒壓力、精神焦慮和生存焦慮的來源。爲了應對「成爲你自己」世界的沉重負擔，以及由於重視不受約束的自主權而不是不方便的責任關係而產生的孤獨感，我們渴望懷舊。它讓我們想起了一個身份更簡單的時代。
在最近的一篇通訊中，克里斯·馬丁（Chris Martin）分享了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在1977年一次電視採訪中的一句話，這句話道出了這種動態：「身份喪失的一個重要標誌是懷舊。因此，今天生活中每個領域的懷舊潮——服裝、舞蹈、音樂、表演、一切的懷舊潮——都在告訴我們：我們是誰，或者曾經是誰。」
馬丁繼續思考，「今天我們消費著光速般前進的內容和信息，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否讓我們渴望過去的單純——特別是當我們想要知道我們是誰的時候。」
他是對的，在一個不斷向我們展示恐怖、矛盾、假新聞和各種煽動性敘述的數字世界裡，我們渴望過去的「簡單」。但是，我們對身份的渴望，引用葛尼斯（Os Guinness）新書中精彩的論述：懷舊是一種「超越的信號」，也與對我們曾經擁有的那種共享文化的共同體之渴望有很大關係。
爲什麼我們渴望迪斯尼公主系列、漫威系列或者其他老片重拍？爲什麼我們期待更多關於我們童年寶貝玩具的電影？部分原因是它們邀請我們進入曾經擁有的傳統共同體，以使我們感到不那麼孤獨。它們邀請我們進入已有共同詞彙和持續解釋傳統的對話中。
我有一個朋友，他和我一樣在80年代和90年代流行文化中長大。他和我的電影品味有很多重疊之處。然而，我們很少談論最新看過的獨立電影，或者最近值得一看的網飛劇集。當我們談論流行文化時，大多是感慨最新的《侏羅紀公園》與1993年的原作（我們在10歲的時候看過）相比有多麼糟糕。我們評估《星球大戰》宇宙的最新作品，或者思考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或保羅·托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的下一步計劃。換句話說，我們在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流行文化語言上建立聯繫。
這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目的：共同體和聯繫。在一個日益孤獨的媒體消費世界裡，我們對熟悉的特許經營角色和懷舊續集的渴望與我們對共同體的渴望有很大關係，在那裡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們的世界和我們自己。
最終，圍繞著具體的個人品味和不拘一格的流行文化來構建自我定製的身份帶來的必定是孤獨和不滿足。我們渴望的是彼此連接而非孤立的文化。而現在，最容易做到這一點的文化是懷舊和使用熟悉IP的特許經營。
雖然我這個批評家想爲我上面描述的情況感到悲哀——原創故事被市場對熟悉IP的特許經營渴求所抑制，但我這個教會領袖卻找到了盼望的理由。
爲什麼呢？因爲我們在流行文化中看到的是對既定敘事世界和共同體的渴望，因爲數字世界太過壓抑，無法獨自開始或新創一套言說。這聽起來像是神設計了教會要填補的一個需求。
還有什麼既定的敘事世界和共享的話語詞彙比聖經敘事和基督教傳統更具有普遍性？還有什麼文化禮儀或消費主義比聚集在一起讚美永活真神和解開祂活潑話語帶來的敬拜共同體更令人滿意、更具有塑造性？在一個自我定製身份的無根世界裡，教會爲數字遊民提供了一個持續的邀請，讓他們在一個穩定的、歡迎的、提供承諾的共同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個共同體有一個共同的敘事，兩千年來已經證明了對全世界數十億人具有吸引力和變革力。
現在，後基督教數字世界孤獨和無根的遊牧者正在大規模湧入文化，就像朝聖一樣前往懷舊的「神聖空間」和流行文化宇宙的舒適事物。教會不應該把自己看作是滿足這些渴望的馬里奧或芭比電影「替代品」，就好像主日崇拜等同於任天堂產品或美泰玩具一樣。但我們可以認識到，當這些流行文化的懷舊之旅無法滿足這個孤獨、渴望意義的一代人時，教會仍然在那裡——打開大門，準備將人們指向比任何超級英雄更真實的救主，以及比任何單純的娛樂更真實、更有力的敘事。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Longings Behind Pop Culture's Nostalgia Obse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