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我父親提摩太·凱勒接受治療的間隙，我向他請教了一個問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他是如何傳講福音的。具體來說，我想知道清教徒、約拿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和荷蘭新加爾文主義對他的影響。父親（以下簡稱凱勒）說，在早期的信仰成長過程中，他發現新加爾文主義強調的是基督教對生命各方面的影響，而不是那麼強調內在的敬虔。（我並不是說凱波爾 [Kuyer] 和巴文克 [Bavinck] 沒有關於敬虔的著作，只是他沒有機會接觸到而已）。
於是，他把眼光投向英語作家，從那裡尋找關於內在敬虔的啓發。他讀了愛德華茲、約翰·歐文（John Owen）和清教徒的作品，這些人都將改革宗神學塑造成了個人化、體驗敬虔的模式。
凱勒發現，我們必須有發自內心的認識，而不僅僅是頭腦的知識——從理性層面信仰神，並不等於內心已被翻轉，與耶穌建立了關係。然後，凱勒從他的新加爾文主義來源中找到了一個改革宗的答案，幫助他在一個日益後基督教的空間裡用生命實踐出信仰。
歐文和愛德華茲爲他的「敬虔主義」傾向提供了素材，而新加爾文主義、凱波爾、範泰爾（ Van Til）以及後來的巴文克也爲他的「文化護教」傾向提供了註腳， 凱勒獨特地將這兩種思想融合在一起。（雖然這部分的內容超出了本文的討論範圍，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能將這兩種改革宗傳統的力量融合在一起，但凱勒卻做到了，他向 20 世紀 80 年代至 21 世紀 20 年代崛起的世俗文化展示了福音）。
關於凱勒的新加爾文主義/文化護教的形成，我們可以談很多，但讓我們來考慮一下凱勒敬虔主義的情感。首先，我將簡要介紹他的背景。其次，我會看看他在其歷史時刻用來清晰呈現福音的敬虔價值觀。
最後，我將爲今天的教會提出一些應用。
要對我們自己的背景進行批判性和戰略性的思考，了解凱勒的生活和其事工所尋求解決的困境會很有幫助。他出生於 1950 年，當時，基督教在美國作爲一種公認道德權威的地位正在日漸衰落。愛德華茲在十八世紀所對抗的啓蒙個人主義此時已經發展壯大，成了西方的核心敘事。
20 世紀 80 年代末，當凱勒來到紐約時，他遇到最多的未得之民是那些被職場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專業人士。他們政治上屬於自由派、受過高等教育、上進心強、性生活活躍。他們注意個人隱私、孤獨、忙碌、不信任有組織的宗教，特別是基督教。這個群體的人傾向於從心理學角度思考自我，討厭承諾。他們對人生至關重要的問題沒有答案：我是誰？這一切都有什麼意義？我爲什麼在這裡？我爲什麼要做我所做的？此外，他還遇到了一些基督徒，他們努力將信仰與事業結合起來，想辦法應對城市給他們個人生活帶來的道德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凱勒是如何介紹福音的？
凱勒使用了愛德華茲的兩項發現來服事他面對的人群。
在大覺醒時期，愛德華茲遇到了許多人，他們聲稱有各種神蹟奇事來證明自己信仰的真實。但歸信之後，這些人並沒有結出任何明顯的果子；事實上，他常常看到相反的情況——嫉妒、怨恨、苦毒、卑鄙，不減反增。愛德華茲不否定一個人可以真正經歷上帝的（查爾斯·昌西 [Charles Chauncy] 則持相反看法，他把復興斥之爲純粹的情感主義），但是，他堅持認爲信仰的確據不是來自於外在的表現（林前 13:1-3），甚至也不是來自順服的行爲。其他復興主義者對他提出了批評，但愛德華茲堅持認爲，只有基督完成的工作才是人爲神所接納的確據。
同樣，在 20 世紀 80 年代，當凱勒環顧他的教會時，他發現，無論是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都相信，人只要順服，就會被上帝接納。正如凱勒的教授理查德·洛普雷斯（Richard Lovelace）所指出的，許多基督徒傾向於將稱義建立在成聖之上，而不是將成聖建立在稱義之上。
將這種屬靈的更新付諸實踐，就喚醒了許多掛名的基督徒，同時也讓世俗的非基督徒歸信。正如凱勒經常說的，「你不是因爲順服而被神接納，而是因爲被神接納，所以你順服「。這個簡單的句子概括了洛普雷斯對愛德華茲的引導。所有的順服都必須源於滿懷感恩的信心，否則就不是真正的服從。
爲什麼這是創新之舉呢？20 世紀 80 年代，許多美國基督徒常常把門訓和傳福音分開，對他們來說，教導說非基督徒的根本問題與困擾基督徒的問題一樣都是不信，這種想法很激進。在犯罪的那一刻，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不相信宇宙的創造者深深地愛他們，可以讓他們藉著祂稱義。基督徒不安地意識到，如果他們只把自己的成聖看作是稱義，那麼他們也許從未有過得救的信心。同時，非基督徒也認識到，福音並不是「努力做好人，神就會愛你」。相反，聖經裡描寫的神的愛是無條件的，從耶穌的道成肉身到後來的被釘十字架，神用這樣極端的方式來追尋拯救迷失方向的人。
但如何簡單明了地表達愛德華茲對稱義的強調呢？用怎樣的辦法才能讓沒去過教會，或對教會不熟悉的人，不用了解神學術語就聽懂福音呢？
凱勒爲我們提供了這樣一條原則：「不管我認爲自己多有罪，多有問題，實際上的我遠比我以爲的更糟糕；同時，不管我認爲神有多愛我，多接納我，實際上神遠比我想像的更愛我，接納我「。這句話概括了福音的精髓。通過闡明我們與生俱來的破碎與基督所提供的無限愛和接納之間的張力，凱勒將複雜的神學概念提煉成人人都聽得懂的信息。
這個原則好像一座橋，使沒去過教會或者去教會的不多的人能夠抓住福音的核心，讓他們深刻認識到自己需要恩典，也讓他們知道在慈愛上帝的懷抱中，有不可估量的愛在等候。它也是一盞指路明燈，引導基督徒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在基督裡的身份，讓他們經歷恩典，體會救贖，生命得到翻轉。
20 世紀 80 、90 年代，凱勒看到公共領域基督徒的見證越來越少，在基督徒家庭中長大的孩子與信仰也漸行漸遠，這讓他很憂心。許多人的想法是：「我相信上帝，但我感覺不到祂的存在。怎樣才能感受到祂？」愛德華茲的洞見給我們了一個擲地有聲的肯定回答：情感（心靈）必須與認知（頭腦）交織在一起。
真正的理解超越了理性層面認知，還包括個人層面的體驗。
愛德華茲在他的講道《神超自然之光》中，用優美的言辭闡述了這一概念，強調了知識的雙重性：
神使人心中對善良具有兩種了悟。頭一種了悟，只是屬乎觀念的……另一種了悟乃是在於心中的賞識；例如心中一想到善，便感覺其優美可愛……所以人忖思神的聖潔和恩慈，與人真感覺到神的聖潔和恩典之佳美可愛，乃是有分別的。人在理性上判斷蜜是甜的，和真正嚐到蜜的甜味，乃是有分別的。
這個觀點對凱勒的講道產生了重大影響。對他來說，講道不僅僅是傳遞信息的平台，也不僅僅是引起情感反應的管道。講道的目的不僅僅是讓人們從知識層面理解聖經的真理，還要讓這些真理變得實在、讓人能夠切身感受到。
愛德華茲深信屬靈的現實可以在世俗的經歷中找到，凱勒接受了這一信念，並認識到，講道可以通過生動形像的想像力和尖銳深刻的比喻例證來彌合這一差距。愛德華茲不會贊同「只需傳講聖經」這種簡單化的格言，因爲他認爲傳道人的任務不僅僅是解釋，而是要幫助人將聖經的真理身體力行出來。
凱勒反思道，「愛德華茲會說，如果關於耶穌基督的真理沒有激動你、感動你、沒有將你心裡的冰山融化，讓你爲之興奮，讓你改變——那麼你就沒有真正理解它。這就是傳道的變革性目標：不只是知識層面的理解，傳道人要引導聽眾經歷活生生的真理，帶來生命的改變。
凱勒曾寫過一篇個人筆記，談到愛德華茲對他的影響：
愛德華茲向我展示了 20 世紀的釋經式講道是多麼的欠缺。這種講道是高度認知型、高度抽象的。但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並不是簡單地追求......打動人心的感性故事，而是學會用具體的方式——圖像、比喻和敘事——來體現真理。在神學院學習期間，我從埃德·克羅尼（Ed Clowney）那裡學到了「以基督爲中心」的講道法......從理查德·洛普雷斯那裡學到了愛德華茲的復興主義......但只要我還陷在在福音派亞文化中，這些都不會真正影響我的講道。在那裡，我用傳統的解經式講道會受到好評，但傳統的解經往往缺乏所有這些東西……我當然會說自己的講道是「以基督爲中心」，但實際上，我是在把耶穌作爲榜樣，敦促人們像他一樣生活。在紐約的一次緊張的講道經歷才讓我清醒過來……當我面對必須做出的改變時，我意識到我已經擁有所有必要的神學和歷史資源。
這應該讓我們停下來問一問：如果我們願意以不同的方式來使用尚未開發的資源，那麼有哪些資源可以讓我們的方法更好地傳福音？如果我們允許當前環境的需要影響我們傳講福音的方式，我們可以如何用不同的方式來傳講？雖然凱勒掌握了福音的概念、真理、類別和內容，但他仍然需要面對新環境的迫切需求來調整轉變。這種轉變並沒有改變聖經的真理或福音的本質，但卻重塑了這些永恆真理的傳講方式。他確保這些真理能與不同的受眾產生共鳴——這是讓語境化變得有效的不可或缺的過程。
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
首先，分析凱勒的敬虔主義價值觀讓我們看到，不需要重新發明出一套新的好消息。我剛做牧師的時候，抱怨自己講道講不出什麼新東西。凱勒這時拿出老爸的身份來回答我說：「我身上沒一根骨頭是原創的。我的每一句話都出自他人」。這一點很重要：任何牧師、任何基督徒的目標都不應該是再發明一套新理論。如果福音的好消息是客觀真實的，它就不需要改變。所以， 安下心來，記住我們的任務不是弄出什麼新花樣來。
其次，凱勒闡明了一個重要原則：福音不變，但文化會變。環境不斷變化，這就要求我們要不斷評估解釋福音的方式。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新教基督徒傳播福音時，都假定民眾通曉聖經，能夠立即理解」罪「這樣的術語。但凱勒在 20 世紀 80 年代後遇到了一些人，他們質疑這些基本概念和術語。碰到這種情況，他並沒有重塑福音，而是調整了自己的方法。
凱勒同意奧古斯丁所說的，我們不缺乏愛，但是，我們的愛是錯位的愛。美好的事物變成了終極目標，破壞了生命的平衡。對於那些不喜歡聽「罪」這個詞的聽眾，凱勒把它替換成偶像崇拜：過分重視某些東西，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從而帶來有害的後果。凱勒沒有指責聽眾缺少某樣東西，而是將福音翻譯成聽眾易於理解的語言，從而展示了他對處境化的深刻理解。
爲了與這一方法相呼應，我們必須不斷地根據具體情況，來處境化地傳講（而不是改變）好消息，確保它能與時共進，與聽眾產生共鳴。我們是如何以新的方式向人介紹福音的呢？
第三，在文化轉變的過程中，認識到不同的歷史背景之下，依然有持久的相似之處，這點至關重要。從過去的福音書中汲取教訓不僅僅是過去的人常常做的事，它也是當代傳播的寶貴資源。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關於罪、接納和愛的真理用一種可以理解的方式講給那些不能馬上明白這些道理的現代人聽。
每個人都會在信與不信之間掙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如此。讓大家知道這點十分重要。僅僅強調知識是不夠的；福音要求我們親身參與，經歷改變。福音也不僅僅是一個概念，它也必須感動我們、改變我們。我們是否勤於辨別歷史背景中的連續性和不連續性，確保我們的福音介紹能有效地彌合過去和現在之間的差距？
最後，我們必須不斷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能聽懂的話來向他們解釋福音的變革力量。許多基督徒可能在理論上相信：耶穌接受我，因此我可以好好生活；但在實踐中，他們卻認爲：我好好生活，因此耶穌接受我。這種表裡不一導致了普遍的焦慮、不安全感和對他人的不當批評。
這些人問題的根源在於無法體驗到神的同在和愛。在這種情況下，福音就成了一個理論概念，而不是活生生的現實，無法在他們的心靈深處扎根。爲了彌合這一差距，我們必須堅持不懈地將福音的真理轉換成對方能聽懂的語言。我們必須確保福音變革的力量不僅在理論上能得到理解，而且（通過聖靈）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實踐出來。
只有當基督徒真正重新發現這個好消息時，他們才會意識到，原來以爲自己懂了，其實還不懂。但是現在他們真的懂了——至少比以前清楚多了——-焦慮、憤怒、嫉妒和脆弱就逐漸退去，一種新的滿足、感恩和平安長駐心中。這對非基督徒也有吸引力。只有當他們意識到基督教的模式並不是另一種「服從就會得到接納」、表現至上，而是通過無條件的接納來看待一切，帶來徹底的改變，只有這時，他們的生活才會發生轉變。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網站：My Dad (Tim Keller) Listened to History to Speak the Gosp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