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應該算是賈斯汀·吉博尼（Justin Giboney）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之一了。
他從政的第一步非常成功：幾乎是由於一時興起，他加入了一個團隊，這個團隊的目標是幫助一個鮮爲人知的政治家卡西姆·里德（Kasim Reed）競選亞特蘭大市長。這次選舉讓吉博尼獲得了地區檢察官的工作。2012年，他被選爲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在那次大會上奧巴馬再度獲得總統的提名。
「我很興奮能去參加那次大會，大會的會場和裝飾都很棒。」他這樣告訴TGC。他看到自己的努力工作如何在當地的政治生態中發揮影響力，因此他非常渴望成爲更大運動的一部分。
「但是，這次大會接著就是否將『上帝賦予的權利』這個用語是否保留在政黨綱領中進行了投票，」 吉博尼說。「投票是用聲音進行的（即用投票者的聲音大小表示同意/反對的人數多少——譯註），很明顯，想把這句話幹掉的人聲音更大。」
這讓他頓了頓，因爲吉博尼愛主。他不確定自己是否應當投身於一個迫不及待要把上帝踢出去的政黨。
「再後來，同性戀婚姻又成了一個問題。我以爲我們會對這個問題進行投票，按章程應該這樣。」他說。「每天都有人爲這個議題進行辯論，每天我都在想，『好吧，我們明天會投票。』結果在最後一天，佐治亞州民主黨的主席說，『嘿，因爲沒有人反對，我們就把它直接放到政黨綱領裡去。』」
吉博尼馬上就知道，這些州黨領袖在逃避投票，因爲更多傳統的非裔美國人可能會投反對票。「我們是有點被迫接受這些的，」他說。他發現此舉不僅不尊重代表們，也不尊重投票給他們的選民。
「我回家的時候很失望，」吉博尼說。但這位前大學橄欖球運動員不是一個坐以待斃的人。他開始尋找他認識的任何一個基督徒和對政治感興趣的人。他們一起在他的教會見面，互相鼓勵，在這個靠著對人的恐懼而運行的領域裡敬畏上帝。
其中有兩位是TGC理事會成員：約翰·翁武切庫（John Onwuchekwa）和嘻哈樂手巴拉卡（Sho Baraka）。「特別是約翰，他給了我一個我以前沒有的神學視角的深度，」吉博尼說，他剛在亞特蘭大的改革神學院（RTS）註冊成爲學生。「我開始意識到，我必須深思熟慮地把聖經原則應用於我這種政治家的角色。」
2015年，吉博尼、巴拉卡和安琪兒·馬爾多納多（Angel Maldonado）開始了AND運動，該運動旨在將信念和憐憫結合聯繫起來。他們設定了一個你在任何一個政治大會上都找不到的綱領：反墮胎、支持社會安全網（即社會福利——譯註）、支持傳統家庭觀、支持刑事司法改革。這一運動的目的不是支持某個立法、某個候選人或某個司法裁決——AND不做這些，而是「將兩黨的基督徒都聯合在這些問題上。」
AND運動雖然在政治立場上傾向於左翼，但已日益成爲對兩黨不滿基督徒的共同空間。2017年，吉博尼辭去了日常工作，全職爲AND工作。2020年，AND發起了一個名爲「祈禱與行動」（Prayer (&) Action）的社會公義項目，爲低收入教會籌集了130萬美元，以幫助這些教會度過新冠疫情危機。7月，吉博尼與兩位合作者邁克爾·威爾（Michael Wear）、克里斯·布特勒（Chris Butler）一同出版了《憐憫與信念：AND運動如何指導忠心的公民行動》（Compassion (&) Conviction: The AND Campaign’s Guide to Faithful Civic Engagement）一書。
「賈斯汀在過去一年半的時間裡突然走紅，」AND執行董事會成員科里·波特（Kori Porter）說。在過去的三個月裡，AND在Instagram上獲得了4萬名粉絲，其地方分會從5個增加到10個，也就是翻了一番。「我非常敬佩他的性格和敬虔——他所主張的正是他活出來的。」
「賈斯汀擁有一套獨特的技能，」改革神學院埃德米斯頓聖經與族裔研究中心（Edmist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Bible and Ethnicity）主任凱倫·埃利斯（Karen Ellis）說。當AND的想法剛剛開始在吉博尼的腦海中攪動時，凱倫就認識了他。「賈斯汀在知識上的誠實、受教和自我反省的意願，以及他在學術、政治和聖經學習上的謙遜等等這些品質在那些追求神學創新的人中往往是缺失的。他的這些特質當時就打動了我。」
吉博尼在丹佛長大，他的爸爸在市水務局工作，媽媽在地區交通系統工作。他是個認真的孩子，喜歡體育比賽，也喜歡閱讀政治傳記。
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曾想從事法律工作，但一直沒有機會，所以從小吉博尼就知道自己長大後要做什麼。1999年，他高中畢業，因橄欖球上的出色表現而得到獎學金前往範德堡大學讀本科。4年後，他進入該校法學院學習。
吉博尼畢業後在亞特蘭大從事醫療事故上的法律辯護工作。一切都非常完美：他做著他從小就想做的工作，賺著高額的薪水，和一個漂亮的女孩約會，和一群他在法學院認識的朋友混在一起。「我真是太幸運了，在那個競爭激烈的空間裡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回憶說。
唯一搖擺不定的是他的信仰。他在一個基督教家庭長大，他的爺爺是一名宣教士。但「我上大學的時候，沒有人教導我如何捍衛信仰，」他這樣告訴福音聯盟。他選修了一些神學課，但都是自由派的，他沒有得到任何答案「來回應對信仰的挑戰」。別人告訴他的是：「只要你是個好人，爲社會做點好事，你就可以做其他你想做的事。」
對於一個順利地讀完書、找到高薪工作、談戀愛和打橄欖球的年輕人來說，這樣的信息無疑讓他的生活很容易。
當吉博尼和他的朋友們出去玩時，他們常常討論兩件事：運動和政治。
「我們常常談論政治上發生的事情，」他說。「然後有一天，我們就想到，『爲什麼我們在政治問題上像學究一樣？我們只是坐在這裡聊天。但沒有什麼阻止我們參與其中。』」
於是他們就這樣做了，以一種法律專業人士的姿態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們研究了每一位亞特蘭大市長候選人，一共有六位。然後他們給每一位候選人寫了一份備忘錄，告訴他他們發現了什麼。最後，他們選擇了喬治亞州參議員卡西姆·里德（Kasim Reed）並加入了他的競選團隊開始工作。
「他在民調中的支持率大概只有1%，」吉博尼說。但他一點都不害怕，「我們就出去一戶一戶地敲門。」朋友們不斷出現，幫助分發競選資料、豎立標語、打電話，佈置集會。這些支持者是如此知道，以至於他們甚至幫助了里德準備辯論，並在他無法參加的活動中代表他發言。
「我並沒有想改變世界，」吉博尼說，至少剛開始他的動機並不那麼大公無私。
「我還記得畢業後第一次和朋友看橄欖球比賽，當時我意識到我再也沒機會打橄欖球了，」他說。「那是很痛苦的。我一直在尋找能給我帶來同樣衝動的東西。」
他在政治中發現了這一點，政治活動和體育比賽一樣要求付出辛勤的工作和強烈的專注，一樣可以帶來類似的勝利。但與大學橄欖球不同的地方是，橄欖球規定褲子必須蓋住膝蓋，開球前90分鐘至少要有三名官員在場，球衣上的宣傳貼片不能超過2¼英寸，政治上的規則遠沒有這麼精確。
「我很早就學會了，你要通過做別人不想做的事情來提升自己的地位，」吉博尼說。「有時候就是一大早起來，在沒有人的時候就到那裡。這也可能意味著願意做一些下作的事情，不一定要公平對待對手。」
他還記得自己是《亞特蘭大憲法日報》（Atlanta Journal Constitution）留言板上的第一個鍵盤黨。當時他的留言往往把真相、假話，還有隨便什麼能找到的東西都丟到對手頭上。我現在發言非常謹慎，而且也注意文明和禮貌，但我起初並不是這樣做的，以前的我認爲不管怎麼做，能贏就好。
最後，卡西姆·里德在亞特蘭大市長競選中以加時賽的方式僥倖獲勝——他在第二輪選舉中以不到1%的優勢擊敗了瑪麗·諾伍德（Mary Norwood）。里德給吉博尼提供了一份該市檢察官的工作。
競選結束後，匆匆忙忙的感覺消失了。一兩年後，吉博尼對自己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感到沮喪，他知道自己傷害了周圍的人，也沒有按照自己該有的方式生活。
於是他開始去教會。他也和女友訂婚了。他開始了一個緩慢的、試圖將信仰和政治聯繫起來的過程。
「我逐漸發現自己不那麼自然地想要在論壇上攻擊對手了，」他說。有一次，在幫助一個成功的競選活動後，他遇到了被擊敗的對手，問她過得怎麼樣。「我過得還不錯，畢竟不用在乎你說什麼了。」她告訴他。
「我可以看到她的表情，我發表的那些（評論）大大影響了她，」吉博尼說。「我當時想，嘿，夥計，你都在幹些做什麼？」
他不想完全離開政治，但他確實想找到一個更好的方式。「我沒有看到很多基督教政治家在致力於讓自己的政黨觀點更加符合基督的期待，」他告訴福音聯盟。「我確信有很多基督徒政治家，但我沒有清楚地看到他們。在職業上我有一些偉大的導師，他們都做的很棒，但我一直沒有看到明確的信仰聯繫。」
大約就在那個時候，吉博尼聽說在資源不足的西區有一個名爲「房角石」的新植堂開始聚會了，於是他寄去了一筆捐款和一封郵件：「我是一個本地基督徒，我很願意用任何我能夠做到的方法幫助你們的教會，請讓我知道我可以如何服事你們。」
那間教會的植堂牧師之一翁武切庫給他回信說：「我們找個時間喝杯咖啡吧。」
翁武切庫向吉博尼介紹了改革宗神學（「那時候我甚至不知道那些標籤」），介紹了C. S. 路易斯，以及G. K. 切斯特頓。「我們並不是在任何事上都獲得了一致，但那次見面對我獲得不同的觀點非常有幫助，」吉博尼說。「我以前從來沒有把我的神學放在信仰中。」
他開始明白，「我們必須將聖經的原則應用到我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過去這是我的一個盲點，我的信仰與工作是脫節的，那時我終於醒悟過來。」
吉博尼不斷摸索著前進，他在教會裡與八到十個基督徒（包括翁武切庫）組成了一個查經小組，談論信仰和政治。他們學習了信仰上不妥協的但以理，也學習了用真誠且有說服力的修辭來傳遞信息的保羅。
「賈斯汀是個很主動的人，」AND運動聯合創始人巴拉卡說。「當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問了我一個問題：『你認爲今天有一個我們可以信任的具有聖經價值觀的民主黨領袖嗎？他給我的表情就像剛給我丟了一個作文作業，並希望在接下來的20分鐘內寫出三頁紙。」
巴拉卡笑了笑，但知道吉博尼這樣做是有原因的。「他需要同類人，他不信任很多政治家。」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們的勇氣也在增長，」吉博尼說。「我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他記得有一次民主黨會議譴責最高法院的決定，該決定允許Hobby Lobby等家族控股的公司申請宗教豁免。當時是允許該企業申請豁免在醫保中包含某種有爭議的避孕方式。
「當時民主黨人幾乎要拔掉他們的頭髮，氣的發瘋了，」吉博尼說。「我是一名律師，我知道這不是他們所想的那樣。」他做了一些研究，在會議上，他和他的朋友們開始舉手，試圖糾正大會主持人的措辭。
「會議結束時，人們質疑我們的問題比質疑領導的問題還多，」吉博尼說。「他們很驚訝，這兒居然有基督徒，而且基督徒幫助他們獲得了更準確的信息。」
吉博尼的團隊開始把這些碎片拼湊起來：既然上帝是一切的主宰，那就意味著沒有任何政治決定或政策不在上帝的權柄之下，這一切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通過提供全面的信息和彰顯恩典，有勇氣的基督徒可以影響輿論。
2015年12月，吉博尼、巴拉卡和安琪兒·馬爾多納多開始了AND運動。
「他們沒有采用已有的政治語言，而是創造了自己的口號和自己的概念。」埃利斯說，她看著這些計劃在無數次的談話中走到了一起。她喜歡這樣。「我們應該是這樣的一群百姓：基於耶穌的生命、死亡、復活，和榮耀從事政治。我們的政治應該基於定義我們身份的基督敘事。」
因此，AND的領袖們沒有取用任何一個政治平台上的語言——「兩黨都把問題框定在不完整或不誠實的敘事中，」 吉博尼後來在與威爾、布特勒合著的《憐憫與信念》一書中這樣寫道。因此，AND運動用自己的方式來敘述他們想要表達的故事。例如，他們的貧困和經濟流動性聲明支持強大的社會安全網、工作的尊嚴，也主張透過公私合作來服務那些有需要的人。他們的移民改革聲明一方面主張政府有責任監控邊境，也支持歡迎難民。
「《聖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吉博尼說。「我們必須誠實地對待聖經直接談到的東西，也誠實地談論我們可以不同意的地方。」
這就是爲什麼AND運動反對墮胎、支持宗教自由，但對稅率或最低工資沒有立場。
自打一開始，埃利斯就認爲AND運動有這個潛力幫助教會對公民責任進行更批判性的思考。她很欣賞吉博尼的法律背景和所受的政治訓練。而且她非常喜歡他敢於批判自己所屬的民主黨的勇氣和能力。
「這表明一個人願意釘死自己的肉體、放下自己的偶像，」埃利斯這樣告訴福音聯盟，「這是保持一個想法或運動不成爲偶像的關鍵：一種願意做自我評估的態度。」
在當今政治的兩極分化被誇大的情況下，許多人——甚至是基督徒——都在寄希望於民選官員或法律來拯救種族主義和墮胎等罪惡。「我們用文化代替了基督，」埃利斯說。「這是一種自然主義的思考方式（creaturism），甚至連教會也這樣。我們想根據我們的想法定義這個世界。」
依靠你的政黨來讓這個世界變好，就像崇拜一個你能看到的金牛（而不是看不見的神）一樣簡單。
所以吉博尼開發了一種方法來省察自己和他的團隊。
他會從一個問題入手，例如墮胎、同性戀權利，或移民，或一些新聞或法庭上發生的事情，然後他會問他的團隊，在這個故事裡哪裡需要憐憫？
對於考慮墮胎的女性來說，憐憫是在乎她所感覺到的無望，因爲貧窮、虐待或社會流行的謊言都告訴她結束妊娠是她唯一的選擇。吉博尼的團隊將討論她可能對上帝的看法，以及她對育兒、教育或高薪工作的選擇（或缺乏選擇）。他們試圖了解爲什麼她會以她的方式看待事物。
然後吉博尼會問：真理是什麼？聖經怎麼說？
答案是：這位女性和她肚子裡的孩子都是神創造的（詩篇139:13-16），奪取一個無辜的生命是錯誤的（出20:13）。而且中止她的懷孕並不能解決她的問題，只會增加她的痛苦和罪惡感。
因此，對處於絕望境地的孕婦真正的憐憫，不僅僅是阻止她週五下午去墮胎。也是將她與孕婦中心、與當地教會、與一個會愛護她實際需要的信徒群體聯繫起來。這樣不僅爲她找到了保住孩子的方法，還讓她認識了耶穌，找到了穩定的收入，看到了未來的希望。
讓憐憫超越表面所看到的問題，使其走向更深的信念，這是吉博尼和他的團隊想要看到的更厚實有力的憐憫之路。
「我們先分開來理解（同情和信念），然後把它們結合在一起，因爲這就是福音的方式，」吉博尼說。「它們不是割裂的。它們互相餵養。」
AND運動在進入第一個年頭（2016年）之後，美國日益增長的政治分歧不但變得尖銳而且開始令人憤怒。當他向更多人解釋AND的願景時，「基督徒很喜歡。」他說。但他的政治夥伴們很困惑：他是想建立一個民主黨的左翼競爭對手嗎？爲什麼他不能把自己的力量拿來支持民主黨？
「他們缺乏道德想像力，看不到它將來可以變得和現在的方式不同，」吉博尼說。他不想因此變得灰心喪氣，所以他把關於AND的分享限制在基督徒圈子裡，「你無法僅僅用語言解釋它，你必須向人們展示你想要的結果。」
2016年，吉博尼再次競選想要獲得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名額。在演講中，他強調要關懷寡婦和無父無母的人、幫助那些貧窮的人，保護未出生的人，並堅持聖經的性標準。他以100多票的優勢勝出，但他的一位導師認爲他是政治自殺。
「有人這樣說，我並不感到驚訝。」吉博尼說。「我已經計算了成本。我當時想，『嘿，我必須這麼做。』」雖然他是希拉里·克林頓的代表，但他並不支持她，而是作爲「抗議代表」去參加大會。
「我想這很明顯，民主黨不是我的『部落』，」他說。你可以說他是民主黨圈子裡的人，但不是民主黨的人。
埃利斯把他和但以理相比。「當你所反對的政黨上位時，你希望那裡面有一個但以理，他可以向那些反對你的人代表你的利益。你應該希望在所有的政黨中都有但以理，在那些政策中播種有生命力的思想，而不是破壞生命的思想。」
2016年，吉博尼首次在門徒大會（Legacy Disciple conference）上發言。2017年，他在公正福音會議（Just Gospel Conference）上發表演講。「我從2016年一年有幾次演講，到現在每月三四次以上。」他說。
2018年，亞特蘭大和芝加哥成立了AND的地方分會，隨後又在達拉斯、紐約市和華盛頓特區成立了分會。
然後是2020年的夏天。AND的Instagram粉絲從1.5萬左右飆升至近5.6萬。如此多的人對他有興趣，到了明年年初，查爾斯頓、納什維爾、孟菲斯、休斯敦、舊金山、洛杉磯、堪薩斯城、羅利和丹佛的地方分會都將開始。
這並不意味著增長是容易的，AND在社交媒體上受到了很多人的攻擊，指責他們虛僞、支持暴動、太過左傾。在線下，AND也受到壓力，要求他們明確支持或拒絕「黑人的生命很重要」或民主黨等組織。
「我們有過一些緊張的經歷，有的分會覺得我們要麼太左，要麼太右。」巴拉卡告訴福音聯盟。
還有，總有人希望AND告訴他們該投票給誰。
「我們不相信在選舉中，有一個候選人是所有基督徒都需要投票的，」威爾說。「我們更專注於確保基督徒，無論他們投票給誰，都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帶著基督的憐憫和信念投票。」
吉博尼希望AND成爲如何以聖經的方式參與政治的典範。
「我們希望將兩黨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討論聖經問題，」他說。「最終，我希望基督徒看著我們說，『看哪，這就是一個信心框架該有的樣子。』」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Justin Giboney's Both/AND 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