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旁觀者》（The Spectator）雜誌發文稱，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是「多年來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此言不虛。2012 年，彼得森還籍籍無名，到了 2018 年，他已躍升爲全球最炙手可熱的公共知識分子。
彼得森在YouTube上擁有超過 200 萬訂閱者，在Twitter上的粉絲也超過百萬。他的著作《人生十二法則》（12 Rules for Life）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賣出了約 300 萬冊，巡迴演講更是場場爆滿，聽眾總數高達十萬人次。
彼得森爲何能如此迅速崛起？他的影響力爲何如此廣泛？原因有很多，但在我看來，最關鍵的是兩點：他作爲臨床心理學家的專業身份，以及他回應這個世俗時代特有問題的獨特能力。
我最近爲一本關於研究彼得森現象的書撰寫了一章（由Lexham Press出版社出版）。編輯交給我的任務是分析他橫空出世的原因。在這篇文章裡，我將簡要概述其中的主要論點。
二十世紀中葉，德國神學巨擘迪特里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提出了「世界成年」（world come of age）這一概念，意指歐洲文明已學會在不借助神的情況下打理生活。此後數十年間，眾多文化評論家相繼探索並描繪了這一現象。將這些思想綜合起來，有助於我們理解彼得森爲何能對當今西方的許多年輕人產生如此直覺性的、強烈的吸引力。
社會學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1922-2006）——參見我之前的文章《預言美國社會崩塌的猶太知識分子》——在其《神聖秩序與社會秩序》（Sacred Order/Social Order）三部曲中提供了一幅文化地圖，尤其是第一卷《我在死亡之工中的生活》（My Life among the Deathworks）。里夫認爲，西方正試圖將神聖秩序與社會秩序割裂開來，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嘗試。有史以來，所有文明都明白，神聖秩序（宗教與道德規範）通過塑造文化機構來塑造社會秩序。換言之，一個社會的宗教塑造其文化機構和文化產品，而文化機構和產品反過來又塑造社會中的人。
然而在當代西方，精英權貴們合謀將神聖秩序從社會秩序的根基中連根拔起，讓社會秩序懸浮在虛空之上。里夫指出了基督教被取代後帶來的災難性社會、文化和政治後果，並警告說，更糟糕的還在後頭。最關鍵的是，西方的文化機構一旦脫離了猶太-基督教道德框架的塑造，就會淪爲「死亡之工」（deathworks），導致社會的衰亡與腐朽。
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31 年生）提供了一幅生存體驗的地圖，與里夫的文化地圖相互補充。在《現代性的隱憂》（Malaise of Modernity）、《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及其他著作中，泰勒探討了生活在里夫所描述的那種世界中的生存感受。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無論是想像生活還是經營生活，都侷限於「內在框架」（immanent frame）之內，與超越者毫無真正的關聯。被鎖在這個內在框架中，歷史上的基督教正統信仰顯得不可信、難以想像，甚至令人反感。
我們這個時代之所以世俗，並不是因爲大多數西方人都是公開的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也不是因爲人們在公共場合隱藏自己的宗教信仰。它之所以世俗，是因爲基督教不僅被趕下了「默認選項」的位置，而且如今還要面對無數宗教、意識形態和各種生活「解讀」的挑戰，這些解讀則試圖將生活事實強行塞入個人對「可能」與「不可能」的狹隘認知框架。然而，儘管基督教對許多西方人來說顯得不可信、甚至難以想像，這些西方人對自己的信念體系同樣充滿嚴重的懷疑。
將里夫和泰勒與其他文化分析家，如文學評論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1929 年生）和意大利政治哲學家奧古斯托·德爾諾切（Auguste Del Noce，1910-1989）的觀點綜合起來看，他們都批判了現代性試圖廢黜形而上學和神學的舉動。這一舉動將形而上學和神學從西方的意義與道德母體中剔除，從而引發混亂。這場退化的結果是：西方人在這個世界上倍感孤獨，他們的生命被剝奪了神賜予的意義和超越性的規範。而隨著基督教被趕下默認位置，各種世俗意識形態和「詮釋」便蜂擁而至，爭相填補這片虛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喬丹·彼得森登上了舞台。他接過里夫和泰勒等思想家提出的挑戰，幫助那些心懷不滿的人們重新獲得一套超越性的意義與道德框架，使他們能夠化混亂爲秩序，爲自己的生命找到意義。
一、化混亂爲秩序
與前文提到的四位思想家一樣，彼得森清楚地認識到，西方的許多權貴，連同各種社會和政治活動人士，正試圖將基督教道德秩序打倒在地，削弱它、敗壞它的公信力。然而，正如彼得森所指出的，多種意識形態——如世俗進步主義、社會主義和另類右翼——正在從邊緣向中心推進。此外，彼得森認爲，反動的和革命的意識形態往往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性後果；因此，西方應摒棄革命衝動，復興猶太-基督教世界觀，以此作爲在混亂中建立秩序的一種方式。
事實上，彼得森經常借用基督教語言來賦予個人生命的意義和目的感。比如，在《人生十二法則》中，他敦促讀者爲自己和周圍的世界承擔責任，讓這個世界多一點天堂的色彩，少一點地獄的黑暗。他認爲，這樣做能幫助我們爲自己的罪孽贖罪，用自豪取代羞恥（63-64 頁）。同樣，他鼓勵讀者把聖經中的世界故事當作一個神話來汲取教訓，學會延遲滿足、過有德性的生活，並建設社會（163 頁及以下）。
二、拒絕包辦一切的解決方案
在彼得森的著作中，他反覆警告社會革命的內在危險。在「法則八：說真話——至少不要撒謊」一章中，他敦促讀者活在真相中，不要屈服於社會革命者必然會講述的那種「人生謊言」的誘惑（第 215 頁及以下）。他引用了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例子。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Gulag Archipelago）中詳細描述了蘇聯領導層如何教導公民接受小謊言（比如假裝蘇聯在經濟上取得了成功），以至於他們最終願意接受大謊言（比如集中營和殺害異見人士的「必要性」）。
彼得森認爲二十一世紀的西方面臨著類似的危險。他指出，現代政治意識形態會爲自己宣稱一種「終極真理」，而這種終極性迫使它們否認任何可能推翻這種終極性的事實（第 218 頁）。他認爲，這種極權主義衝動在被馬克思主義人文學派把持的人文學科院系中表現得最爲明顯。
三、承擔盡可能多的責任
面對各種意識形態和革命者試圖操縱我們，彼得森敦促每個人抵制它們，並承擔起自己所能承擔的最大責任（xxxiii頁）。事實上，對個人責任的勸勉是貫穿《人生十二法則》的主線之一。法則一是「挺直腰板，昂首挺胸」。他說的既是字面意思，也是比喻。爲了說明這一點，他描述了龍蝦如何生活在一個支配等級體系中，姿態信號（如懶散、昂首闊步）向其他龍蝦表明它們在等級中的地位。彼得森認爲人類也是如此：等級是我們社會固有的，人的姿態信號向他人表明我們的地位。所以他的勸勉是，如果你想出人頭地，趕緊挺直腰板，昂首挺胸。
身體上如此，社會上和靈性上也是如此。我們作爲人的身份要求我們「站起來」，接受生活的重擔和苦難，以討神喜悅的方式生活（27 頁）。在混亂中重建秩序是我們自己的責任：不要推卸責任、停止找藉口、拒絕變得憤世嫉俗，轉而重整旗鼓，不再做錯誤的事，開始做正確的事（157-159 頁）。
四、重構宗教，重拾社會秩序
雖然彼得森在著作和演講中頻繁引用聖經，但他是從榮格心理學和達爾文主義的範疇來重新詮釋聖經的：
或好或壞，聖經都是西方文明的奠基文獻（西方的價值觀、西方的道德觀、西方對善惡的理解都建基於此）。它是某些至今仍根本超出我們理解能力的過程的產物。聖經是一座由許多書卷組成的圖書館，每卷書都經過許多人的寫作和編輯。它是一部真正湧現出來的文獻——一個被選擇、被編排、最終連貫成形的故事，在數千年間由無數人共同書寫，卻又不屬於任何一個人。聖經是人類集體想像力從深淵中拋出來的，而這集體想像力本身又是難以想像的力量在難以測度的時間跨度中運作的產物。對聖經進行審慎、尊重的研究，能夠向我們揭示關於我們信什麼、我們如何行事以及應當如何行事的真理，這些真理幾乎是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揭示的。（104 頁）
彼得森雖然承認聖經的教導對西方的成長和健康至關重要，卻拒絕肯定聖經的真實性。他的方法肯定了基督教某些倫理主題的字面或隱喻意義上的真理，但卻忽略或否認核心的正統教義——比如神的三位一體本性、基督代贖之死的必要性，以及他身體復活的真實性。
在我們這個世俗時代，彼得森作爲社會科學家的身份，實際上賦予了他類似大祭司的地位。隨著宗教權威被削弱、被邊緣化，社會科學取而代之佔據了中心位置。經濟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每一位都使用「過硬的數據」來得出關於人類、個人身份和社會秩序的結論。因此，作爲臨床心理學家，彼得森的人生指導將社會科學的文化權威與模糊的宗教暗示所帶來的靈性吸引力結合在了一起。
彼得森的性情氣質更增添了這種神祕感。他善於深度解讀，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交叉身份政治，還是另類右翼的族裔民族主義，他能夠洞穿各種意識形態的本質。但他同時也是一位深度傾聽者。他的訪談和問答環節表明，他善於傾聽、富有同理心，其溝通方式往往能促成真誠的尊重和對話。事實上，評論家們經常指出，彼得森酷似一位宗教先知、祭司或牧師。
因此，當我們知道彼得森在二十多歲的年輕男性以及其他被世俗現代性拋棄的失意者中大受歡迎，便不足爲奇了。這些人渴望獲得意義和價值的安全感，而他們似乎感覺到彼得森已經找到了。
然而，這一切的諷刺之處在於，除非彼得森全盤接受基督教信仰，否則他提出的解決方案便缺乏堅實的根基。從形而上的層面看，那不過是一桌碎冰與蒸汽的宴席，看似氤氳滿席，實則空無一物。的確，儘管彼得森明智地汲取了西方猶太-基督教傳統的力量，但當他把這一傳統僅僅當作功能上有用的東西，而非超越性的真理時，他就掏空了它真正的能力。
彼得森希望我們活得彷彿神存在，因爲他深知如果活得彷彿神不存在，將帶來災難性後果。但是，如果重拾超越性不過是進化過程中一個有用的幻想，那又有什麼意義呢？作爲西方傳統價值觀的大祭司，彼得森的殿堂與他所抨擊的世俗主義者的殿堂一樣空空如也。
歸根結底，彼得森在許多事情上是對的，但他的理由並不總是正確的。對於彼得森，我們的回應是：沒有從上頭賜下的意義，我們就無法活出有意義的人生。相信神之所以是個人和社會的福祉，不是因爲相信本身有什麼價值，而是因爲確實有一位神創造了世界，並賦予它價值和意義。
因此，對於基督徒來說，彼得森的橫空出世應當給我們帶來的鼓勵是：它證明了在這個世俗時代，人們對秩序、意義和道德有著真實的「切身需要」。彼得森的成功表明，我們的鄰舍正在認識到這個世俗時代的病症，而且似乎願意嘗試神「彷彿」存在、聖經敘事在神話意義上真實可信的生活方式。
然而，正如聖經所堅持的，基督若沒有真正復活，我們的「彷彿」便是徒然（林前 15:17）。這爲基督徒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挺直腰板，昂首挺胸，向我們的鄰舍傳遞這好消息——「基督照聖經所說，爲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林前 15:3-4）。他已經復活了。他才是我們迫切需要的大祭司（來 4:14-16）。讓我們懷著盼望並祈禱，願彼得森正在通往認識這一真理的道路上。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Jordan Peterson: High Priest for a Secular 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