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校園裡號召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是否違反了（貴校）學生行爲準則或有關欺凌或騷擾的規定？」
在最近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賓夕法尼亞大學三所精英大學的校長被問到了這個問題。三位女校長輪流回答了這個問題，但她們的回答如出一轍：這將取決於具體情況和行爲。她們都不願意直接說有學生號召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會違反學校的行爲準則。
大多數國會聽證會都是走過場而已，但這次事件卻引起了迅速而憤怒的反彈。學校校友、政界人士和商界領袖紛紛要求這些大學校長立即辭職或被開除。哈佛畢業生、億萬富翁對衝基金經理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問道：「爲什麼反猶主義會在校園和世界各地流行開來？正是因爲有像蓋伊、馬吉爾和科恩布盧斯校長這樣的領袖，他們居然認爲是否要禁止種族滅絕言論需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我們應該如何解釋某個言論，往往確實取決於該言論的發表背景。這一原則不僅適用於學生在校園中的發言，也適用於大學校長在國會作證時的發言。
他們的背景是什麼？一句話，程序主義（proceduralism）。程序主義「通過參考有效的程序來證明規則、決定或制度的正當性，而不是根據正義或善良的實質性論述來證明它們在道德上的正確性。」正如經濟學教授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說：「他們的整個證詞都是由他們的律師、他們對自己的大學可能被起訴的恐懼以及他們安撫內部利益集團的需要所支配的。」凱瑟琳·博伊爾（Katherine Boyle）則評論說：「這是一種人力資源（HR）部門的思維模式，按著這種思維模式，大學將很快墮落。」
「HR 思維」是描述一種程序主義的恰當用語，即一個組織——企業、大學甚至宗派——過分受其人力資源政策和程序的支配，以至於這些政策的有限性超過了其他考慮因素。雖然人力資源部門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過分強調 HR 思維的流程會導致一個組織忘記起初想要服事人的宗旨。
這就是這些大學校長們的問題所在，他們似乎誤解了自己被傳喚作證的原因。他們認爲自己的職責是爲學校的「有效流程」辯護。他們以爲自己是來到人力資源代理機構（眾議院教育與勞動仲裁委員會）面前，並在做出了一個人力資源部門式的回應：在遵守書面政策的基礎上爲自己的行爲辯護。
從這個意義上說，從人力資源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回答很可能在法律和技術上是正確的。當然，他們忽略的是人——感到受到威脅的猶太學生和號召進行種族滅絕的學生。
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伊麗莎白·馬吉爾（M. Elizabeth Magill）在她的澄清視頻中談到了對猶太人的大規模種族滅絕，並說：「在我看來，（號召進行種族滅絕）是一種恐嚇和騷擾。」然而，她非但沒有斥責發表支持種族滅絕言論的學生，反而又轉回了人力資源模式。她說，由於整個大學校園乃至全世界都出現了反猶主義仇恨言論的跡象，大學必須「認真仔細地審視（他們的）政策。」
雖然政策改變可能是必要的，但她的回應卻沒有解決最緊迫的問題：爲什麼校園裡會有這麼多反猶主義者？他們是在剛入學時就懷有仇恨，還是在大學裡受到了激進主義的影響？學生們在貴校待了幾年，怎麼還能心安理得地在校園裡呼籲種族滅絕？
我們可以理解這些大學校長的措手不及。他們擔當管理者的責任之一就是確保學校各個方面都遵守規則——包括學校的成文政策和學生的不成文期望。然而，他們也許是在職業生涯中第一次受到這樣的大眾期待：成爲道德領袖。
什麼是道德領導力？就是領導者用自己的品格吸引他人，並根據共同的道德原則帶領他人實現特定目標的能力。近一個世紀以來，無論是在企業、政府還是學術界，這種道德領導力並不是大多數組織對其領袖的要求。事實上，除了牧師或教練等少數例外情況，這種領導力很少成爲領導角色的預期形式。如今，如果一個組織最期望的是他們的領導者與他們所帶領的人遵守同樣的基本道德標準。認爲領導者應在道德問題上起帶頭作用，或通過自己的行爲樹立道德榜樣，這一想法已被認爲是過時和陳腐的。
從大學校長們的反應來看，他們似乎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爲學生們的道德領袖。畢竟，即便他們選擇了道德領導的道路，爲什麼他們的學生會想要跟隨呢？在精英大學裡，除了保持自己的精英身份之外，每個人還有什麼共同的目標呢？你如何領導一個不僅沒有共同的道德觀，甚至不承認客觀道德標準的群體？
路易斯早在 80 年前就曾經警告過我們這個問題。在他的文章《無胸之人》（"Men Without Chests"，這是他的著作《人之廢》第一章的奇怪標題）中解釋說，「胸膛」是「大腦和內臟之間不可或缺的聯絡官」之一。甚至可以說，人之所以爲人，正是因爲這中間的元素：因爲他的智識是屬靈性的，而他的食慾是屬動物性的。沒有「胸」，我們就無法把握客觀現實和客觀真理。
路易斯所說的「無胸之人」指的是缺乏道德品質、信念和情感的人——這些特質被形像地比喻爲一個人的胸膛。在路易斯看來，僅僅頭腦並不能決定道德。理智必須與來自心靈和胸膛的適當情感及人類感情相匹配。如果沒有這些特質，人們就會失去辨別是非或理解客觀價值的能力。他們變成了「無胸之人」——缺乏成爲完整的人和道德行爲所需的情感之心。
年輕人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獲得「胸膛」，他們必須通過道德教育和道德領導來培養他們應該走的道路。正如路易斯所警告的，沒有胸膛的教育結果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未來。路易斯說：「我們造就了沒有胸膛的人，卻期望他們有美德和進取心。我們嘲笑榮譽，卻對我們中間的叛徒感到震驚。」
許多年輕人，無論是進步左派還是民粹右派，尤其是精英大學裡的年輕人，都用可稱爲「概念上的馬克思主義」信念代替了他們的「胸膛」。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提供了這一模板：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階級」的概念可能過於英國化，而這段話對於美國來說則過於 18 世紀。但是，用「社群」來取代它，你就能找到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活的主流原型。正如艾倫·雅各布斯（Alan Jacobs）所解釋的那樣：
關鍵詞是：「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存在不同的社會階層，而在於這種區分總是（a）二元的，（b）道德上不對稱的。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沒有談判，沒有權力平衡，沒有合作或和解的可能。此外，「階級鬥爭史」是唯一的歷史——它不是主要事件，而是唯一的事件。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壓迫者只會壓迫。這是他們唯一的行動形式。……壓迫者不可能有美德。
當然，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壓迫確實存在，這也是現代人力資源思維和實踐中保護被壓迫者免受壓迫者壓迫的原因。同樣，問題並不在於人力資源部門本身，而在於人力資源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幾乎在組織領導的每個領域都佔據了主導地位。
如果你從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世界觀出發，再加上人力資源思維的程序主義，那麼你最終就會看到以精英大學校長爲代表的現代組織領導者。他們沒有道德權威去領導或教育「沒有胸膛的孩子」。他們能做的就是制定一項新政策，比如「號召殺死所有猶太人違反了大學的行爲準則」，然後等待人力資源部門來解決這個問題。
基督徒可以提供更好的方法。我們可以成爲光和鹽（太 5:13-16），方法是致力於兩項相關的任務——體現道德領導力和造就「有胸膛」的男女，即幫助他們發展道德行爲和成爲完全之人所需的情感之心。要完成這兩項任務，我們必須成爲值得效法的領袖，並像保羅那樣告訴他人：「你們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 11:1）
保羅挖掘出了人性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我們效仿我們所崇敬重的人。道德哲學家琳達·扎格澤布斯基（Linda Zagzebski）說，我們最崇拜的人往往分爲三類：英雄、賢人和聖徒。英雄在身體或社會行爲上表現出力量和勇氣，賢人表現出偉大的智慧和洞察力，聖徒則表現出對上帝和他人自我犧牲的愛。
同時體現這三種類型的人當然就是耶穌。如果我們要像耶穌一樣，那麼我們就應該努力成爲這三種人——英雄、賢人和聖徒。但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會在其中一個方面表現出更大的才能或傾向。我們需要確定自己需要哪些美德來發展這一角色——無論是英雄、賢人還是聖徒——然後努力在這一領域成爲值得他人效法的人。
讓人們效法我們是讓他們效法我們救主和君王的第一步，但這是一項至關重要的使命。一個沒有基督的文化需要一個充滿愛的替代模式，來取代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因爲這種思維模式只會導致一種結局。正如雅各布斯指出的，反猶主義就是這樣起作用的：「猶太人和外邦人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猶太人不可能有美德，這樣，種族滅絕思想已經融入了這個體系。」
人力資源的思維模式一旦被壓迫者-被壓迫者的矩陣所束縛，就無法譴責這種種族滅絕言論。它只能遵循程序。正如納粹領導人阿道夫·艾希曼在紐倫堡審判中寫道：「（我沒有）以自己的名義下達任何命令，我只是『奉命行事』。」艾希曼所具有的正是一種人力資源思維模式。他太專注於遵循程序和政策，而沒有對他正在實施的種族滅絕提出抗議。
這就是爲什麼分別爲聖對今天的基督徒至關重要。作爲愛鄰舍的榜樣，我們爲反人類的壓迫者-被壓迫者矩陣提供了唯一真正的希望。通過成爲值得效仿的道德領袖，我們爲人力資源思維提供了最有效的替代方案。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y the HR Mindset Can't Condemn Genoc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