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基督徒嘻哈樂手，有幸用我的音樂多年宣揚基督。在這段旅程中有一點讓我很驚訝也很受鼓舞，就是我看到主如何使用音樂來跨越種族的隔閡，建立彼此的聯繫。疫情之前的基督教嘻哈演唱會常常是一幅展現新天新地般多樣性的美麗圖畫，不同背景的人得以在基督並他釘十字架的信息中彼此聯合。我，這樣一個來自費城，從小浸淫在嘻哈文化中的黑人，竟然能夠有機會與不同種族、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的弟兄姊妹聯結在一起，一同注目耶穌。每每想到這樣的現實，我都驚歎不已。
這些年來，我聽到很多人對我說，儘管嘻哈不是他們天生的文化偏好，但是我的音樂中所蘊含的真理仍然打動到了他們。每當我聽到這些，我就被意念相同帶來的大能和美好震撼到。我很清楚，在我的音樂所特別強調的焦點上，我們是志同道合的。這些焦點包括神的榮耀、基督的至高無上、十字架的中心地位，以及聖經神學的重要性。靠著上帝的恩典，我會爲所有這些事情而爭戰，直到主接我歸家的日子。
但自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遇害以來的八年多時間裡，我發現了一件痛苦的事情，那就是雖然我們能夠在這些基要真理上達成一致，但在種族歧視的問題上卻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立場。我下定了決心專注於「最重要的事」（林前15:3），但這並不意味著教會中沒有其他重要的事情需要解決。這也不意味著身爲基督徒就可以免除我作爲美國黑人的現實，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污名。
在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殺之後，我和妻子收到了一位白人姊妹的電子郵件。我很猶豫要不要讓她知道我的感受，因爲害怕被誤解，坦率地說，也是因爲心力交瘁。但我一開始動筆，我就忍不住把我之前從未表達過的心聲都傾吐出來，周圍一些人也鼓勵我把這些公開分享出來。
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明白，儘管很多人可以與我的經歷產生共鳴，我在這個問題上仍然不能代表所有的黑人。我也知道，在網絡噴子和鍵盤俠充斥著社交媒體的時代，我這樣做等於把自己置於極易受攻擊的位置。但如果這能幫助基督身體中的我們去同情他人、彼此理解與建立合一，那這樣做仍是有價值的。以下是我與她分享的內容。
姊妹，我要告訴你我的近況。請你明白，每次提筆想要寫點什麼我都忍不住流淚。我的內心深處有個聲音在說：「別自討苦吃了，沙爾，別折磨自己了。」但我最後選擇不聽我心裡的那個聲音，因爲那樣我就剝奪你「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和「與哀哭的人同哭」的機會——我相信，作爲基督裡的姊妹，你也想這樣做。
姊妹，我悲痛欲絕，沮喪至極。自從我看到喬治·弗洛伊德被殺的恐怖視頻後，我幾乎無法專注於其他事情了。那名警官把手插在口袋裡，無視他的苦苦哀求，冷靜而麻木地榨取了那個人的生命。這個畫面會一直縈繞在我心頭，到死都忘不掉。但這不是僅僅一個視頻而已，對於很多黑人來說，它從來都不是個案，就像埃里克·加納（Eric Garner）、塔米爾·萊斯（Tamir Rice）、費蘭多·卡斯提爾（Philando Castile）、桑德拉·布蘭德（Sandra Bland）、拉昆·麥克唐納（Laquan McDonald）、沃爾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羅德尼·金（Rodney King）這些視頻都不是個案。
而且，美國黑人的身份極大地塑造了我對自己的看法，以及影響了其他人終其一生對我的看法。在我還是12歲孩子的時候，運動鞋店的白人售貨小姐只因爲我花了太長時間決定用我積攢的生日禮金買哪雙運動鞋而請我離開，她以爲我在店裡偷東西。
大學期間，我走在大街上時被警察戴上手銬、扔進警車後座，然後等著一對白人夫婦來辨認我是否是對他們施害的人。我心裡知道如果他們說我是那個人，我就會立刻被抓去坐牢，警官甚至都不需要問更多問題。
年輕時走在街上，我開始注意到白人，尤其是白人女士，爲了避免從我身邊走過而走到馬路的另一邊——而我也開始「先發制人」，主動地走到另一邊，讓他們免於害怕，也讓我免於這種無聲的羞辱。
我和我的兒子們一起去密歇根州探望布萊爾（我的太太）家人時，我最害怕的是因爲黑人駕駛而被無緣無故被攔下，然後被警官要求下車，甚至戴上手銬坐在路邊，徹底地失去男子氣概，被徹底地羞辱。與此同時，我年幼的兒子們驚恐地看著窗外。而這正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帶著家人公路旅行時發生的事情。
我時常覺得自己必須在第一次見面的白人面前宣告自己是個和他們一樣的人，讓他們知道，「嘿！我不是威脅！你不需要害怕。如果你認識了我，你肯定會發現我們有很多共同點！」 這讓我十分疲憊。
我有時會讓我的妻子去退換商品，因爲我知道她很可能得到比我（一個男性黑人）更好的待遇。
我們華盛頓特區的郊區大部分居民都是白人，有一次我向一個白人朋友藉嬰兒鞦韆，她告訴我：「我很樂意借給你，但我得出去一會兒，家裡正好沒人，我就把它留在門廊上，你自己去拿吧。」但是當我開車駛近她家的時候，我感到忐忑不安，猶豫著要不要去拿鞦韆。當我走上她家門口臺階的時候，我很害怕有人以爲我在偷鞦韆而報警。
即使孩子不在車裡，我也會故意把嬰兒椅留在車裡。這樣，當（不是「如果」，因爲這種情況經常發生）我被警察攔下時，他們也許會注意到嬰兒椅，也會注意到我放在方向盤上的雙手，以及佩戴在顯眼位置的婚戒（有人一直教導我，被警察截停時要把雙手放在那裡，直到警官告訴我動我才動——即使移動的時候，我也要以一種緩慢誇張的方式進行）。也許警察會想：這個男人已經結婚了，和我一樣有家庭和小孩子。也許他和我一樣，也想安全回去見家人。
我不得不向我的四歲孩子解釋（他就讀於白人佔多數的基督教學校）說，那些嘲笑他有棕色皮膚的孩子是錯的，上帝按照他的形像造了他，他的膚色是美麗的。因爲他有一次告訴我：「爸爸，我不要棕色皮膚，我想要白皮膚。」
我與我的白人弟兄姊妹持守相同的改革宗神學，我也感受到團契相交的真摯友誼——直到我提及種族歧視、社會上存在的不公正，或警察濫用暴力的現象。在那一刻，那些弟兄姊妹開始用懷疑的眼光打量我，彷彿我是一個擁抱「社會福音」或某種「自由派神學」的人士，或是「社會正義鬥士」。
有時我感覺我的一些白人朋友並不是特別有興趣真正了解我——至少不是以任何可能挑戰到他們成見的、有意義的方式。相反，我感覺他們只是利用我來讓自己感覺更好，因爲我讓他們有機會在「有黑人朋友」的選項上打勾。這是我最先想到的一個可能性，雖然我還可以繼續舉更多的例子。
所以，當我觀看喬治·弗洛伊德視頻時，我明白對我而言，它意味著一個深深的傷口再次被揭開，情感創傷又一次得到重溫。每當一位善意的白人朋友說，「所有的生命都很寶貴」時，這些創傷都會更加地惡化。是的，所有的生命都很寶貴，但幾個世紀以來在這個國家，人們並不看重黑人的性命。目前，在刑事司法、收入、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所展現出的不公平讓我們看到，並非所有人的生命被同樣地尊重。
所以，每當有人問候我：「最近發生了這些事，你還好嗎」，這些就是我想說的。這也是沙爾·萊恩這個人內心的真實寫照。
但這不是全部。雖然我深感悲痛，但我並非毫無盼望。就個人而言，我對我們的政府或決策者不抱什麼信心，我認爲他們無力改變導致喬治·弗洛伊德情況的系統性因素。但我的盼望不在這個政府。我的盼望乃是在於我的主。當我思索目前的處境時，先知耶利米在另一個歷史處境裡說的一番話卻與我產生了共鳴：「我心想念這些，就在裡面憂悶」（哀3:20）。
先知沒有掩飾他的痛苦，也沒有表現得好像痛苦沒有真實存在。有整整三章的 「苦膽和茵陳」，而不是用神學術語包裝的陳詞濫調。耶利米深深體會這是多麼痛苦，因此，他的靈魂憂悶低落。當人們受到傷害時，我們往往會彷彿約伯的朋友，說一些神學上可能正確的話，但那只是徒增我們受苦朋友的苦痛。我們能做的最傷人的事情之一，就是要哀哭的人爲他們的痛苦辯護。
耶利米深入地默想他在主手中所經歷的苦痛。但在下一節中，他做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他對自己講道！ 請看耶利米哀歌3:21-24：
我想起這事，心裡就有指望。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至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信實）極其廣大！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耶利米有意識地決定去思考一些能激發他盼望的事：神的性情。他思想到神「諸般的慈愛」、神的「憐憫」和神的「信實」。他提醒自己，耶和華是他的分。耶利米知道自己和以色列人因著他們的罪，理應被吞噬，但他也知道施行管教的神就是施行拯救的神（26節）。
所以總而言之，弟兄姊妹們，我要大大感謝耶穌。因著神的憐憫， 我理應被消滅，但我沒有。這就是十字架和復活的意義。我的痛苦和創傷是真實的。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得的拯救更加真實，因爲我的痛苦和創傷是暫時的，我的拯救卻是永恆的。這就是爲什麼我選擇專注於我在音樂上的服侍。神的榮耀、耶穌基督的至高無上、十字架的中心地位，以及聖經神學，是這些使我正確看待我作爲一個美國黑人的經歷。
我希望我沒有陷入懷疑主義或悲觀主義，但我堅信，除非警察和刑事司法體系中的系統性問題得到解決，否則我們將在未來幾年裡繼續看到這樣的事情。我擔心的是，抗議活動引起的關注最終會消失（因爲事情總是如此），然後我的白人朋友們就會馬上回到「正常」的生活。
而我卻無法有這樣的奢望。
對我來說，「生活回到正常」意味著有人僅憑我的膚色就可以將我視爲威脅。對我來說，「生活回到正常」意味著要讓我的兒子們做好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時代，他們將不再被視爲可愛的小男孩，而是十幾歲的「暴徒」。喬治·弗洛伊德從頭條新聞上消失很久之後，我仍將是一名美國黑人。
你知道嗎？我感謝上帝！當他把我變成這樣的時候，他很清楚他在做什麼。儘管我的外表帶來了真實的、令人心力交瘁的挑戰，但我知道我的受造奇妙可畏。我不想成爲其他人，我是一個被恩典拯救、被羔羊的血贖回，追隨耶穌基督的人，一個有棕色皮膚、編著發綹，做嘻哈音樂的人。而神，因著他的大憐憫，選擇了使用這一切來榮耀他。願讚美歸於他。
譯：DeepL；校對：張雲軒。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George Floyd and 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