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幾週，對反墮胎運動來說，局勢多少有些混亂。
1 月 6 日，有媒體報導稱，美國總統唐納·川普在與共和黨議員會面時表示，在《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的問題上，需要「稍微靈活一點」。這項修正案禁止使用納稅人的錢來資助墮胎。但共和黨內部很快作出回應。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明確表示，他「不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第二天，白宮新聞祕書也出面澄清，強調總統支持《海德修正案》的立場並沒有改變。
然而，一週之後，事情又出現了新的轉折。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簡稱 ACLU）撤回了對聯邦政府的訴訟，原因是政府已向計劃生育聯合會（Planned Parenthood）發放了約 6500 萬美元此前被凍結的Title X家庭計劃資金。這筆資金在 2025 年大部分時間裡被扣留，官方理由是「可能存在違規行爲」。
需要指出的是，這並不是此前那項被稱爲《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中從計劃生育聯合會撤回的資金。那項法案自去年 9 月生效，明確規定任何非營利墮胎診所都不得獲得醫療補助資金。總體來看，這一政策預計將使計劃生育聯合會損失約 7 億美元。
但問題在於，《大而美法案》僅切斷醫療補助資金一年。如果沒有新的立法介入，到 2026 年 9 月，計劃生育聯合會就會重新獲得醫療補助資金支持。
政策層面的變化紛繁複雜，普通人很難跟上。而如果你去問反墮胎人士，最值得擔憂的究竟是什麼，他們的回答往往並不是某一條法案或某一次撥款。
「墮胎的數量正在上升。」生命熱線兒童服務機構（Lifeline Children’s Services）總裁兼執行主任赫比·紐厄爾（Herbie Newell）指出，2024 年，美國墮胎數量已超過一百萬例，比 2017 年增加了 20%。而 2017 年，正是美國墮胎數量創下歷史最低點的一年，當時約爲 86 萬例。
到目前爲止，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並未在全國範圍內帶來墮胎數量的明顯下降。同樣，即便削減或暫停對計劃生育聯合會的資金支持，也未必能扭轉這一趨勢。
因爲問題並不只存在於美國。事實上，加拿大、英國以及歐洲多國，墮胎數量同樣在上升。
「《羅馬書》3 章 23 節告訴我們：『因爲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我們確實需要限制墮胎的法律，也應當堅持爲這些法律發聲。但法律無法改變人的內心。」紐厄爾說，「這正是教會不可或缺的原因。唯有福音，才能真正更新人的心；也唯有福音，才能讓母腹中的生命更安全。」
美國墮胎數量經歷了近三十年持續下降後，自 2018 年起開始回升。這很難歸因於政治環境。那一年不是總統選舉年，距離多布斯案裁決也還有整整四年。當年反墮胎運動最重大的政治新聞，不過是川普在「爲生命而行」集會上演講，或最高法院裁定加州不得強制懷孕中心提供墮胎診所信息。
墮胎率上升也非意外懷孕激增所致。事實上，無論是懷孕的總人數，還是發生性行爲的人數，在那之前已經連續多年下降。
「墮胎數量攀升，是因爲女性獲取墮胎藥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紐厄爾指出。
他所指的是米非司酮（mifepristone）。這種藥物 1980 年在法國研發成功，2000 年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的藥物（或許你更熟悉其舊稱RU-486）。米非司酮通過阻斷人體自然分泌的孕激素來終止妊娠，通常還會與另一種名爲米索前列醇（misoprostol）的藥物聯合使用，後者會引發子宮收縮。
到 2018 年，以藥物流產爲主的墮胎方式，已佔美國全部墮胎案例的大約 40%。五年後，這一比例上升到 63%。
類似的趨勢並不只出現在美國。在蘇格蘭、瑞士、加拿大、英格蘭和威爾士等地，也能看到同樣的變化：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墮胎下降之後，隨著遠程醫療（telehealth）和米非司酮的普及，墮胎數量再次明顯回升。
德國 1996 年至 2023 年終止妊娠數量 / 由Statista提供
以德國爲例。該國擁有歐洲最嚴格的墮胎法：孕婦必須接受諮詢、等待三天，並且懷孕不超過 12 周，才具備合法墮胎的條件。自 2000 年代初以來，德國的墮胎數量一直穩步下降。但在 2022 年，這一趨勢被打破了，當年墮胎數量重新上升，其中三分之一是通過米非司酮完成的。相比之下，這種藥物剛在德國獲批時，僅佔全部墮胎的 3%。
新西蘭的情況也頗爲相似。2022 年，正是藥物流產與手術流產使用率持平的那一年，墮胎數量開始上升。此後三年間，藥物流產的比例已是手術流產的兩倍，新西蘭的墮胎率也升至 2008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在加拿大，墮胎數量從 2021 年起再次緩慢回升。到 2023 年，超過 40%的墮胎是通過藥物完成的，同時，遠程醫療諮詢和在線開藥的數量也在迅速增長。
「這是格局性的劇變，」一位加拿大研究人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形容。
紐厄爾對此的總結更爲直接：「我們原本以爲，2022 年推翻羅訴韋德案是一個重大進展。但實際上，我們並沒有真正向前邁進。因爲遊戲規則已經變了。」
當然，需要更細緻地看待這個問題。多布斯案確實在某些方面帶來了積極改變，但同時，也讓其他方面變得更加複雜。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華盛頓的政治角力時，米非司酮和遠程醫療的技術進展，早已悄然繞過了原有的防線。
多布斯案的裁決是正確的，它確實帶來了一些積極變化。
「今天，在德克薩斯州，確實有一些孩子出生，是因爲這裡已經很難獲得墮胎服務了。」源泉（The Source）首席執行官瑪麗·懷特赫斯特（Mary Whitehurst）表示。該組織在休斯頓和奧斯汀設有孕期支持診所網絡。她說得對。多項研究顯示，在實行嚴格反墮胎法律的州，新生兒數量比預期增加了數千個。
瑪麗·懷特赫斯特（Mary Whitehurst）/ 圖片來源：源泉
但她隨即補充了一句：「與此同時，還有無數我們不知道的墮胎正在發生。」懷特赫斯特從一些跡象中看到了這一現實。比如，美國婦產科醫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的期刊數據顯示，仍有不少德州女性前往新墨西哥州、堪薩斯州等地墮胎。她也清楚，有墮胎藥正通過郵寄進入德州。因爲其中一些女性在服藥後會來到她們的診所尋求流產後的醫療照護。有些女性會對自己的家庭醫生隱瞞墮胎的事實；甚至在急診室裡也不會告訴急診醫生。
「她們被告知：『如果出現嚴重副作用，就去急診室，說這是自然流產。』」懷特赫斯特說，「但如果醫生不知道她服用了墮胎藥，就很難提供最合適的醫療處理。」
這些是一部好法帶來的意外後果。早在 2021 年，德州通過《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後，懷特赫斯特就目睹過類似情況。
2021 年，德州通過了《心跳法案》。當時，很多人並沒有預料到：一些在孕早期、尚未檢測到胎心的女性，會把這看作是抓緊墮胎。懷特赫斯特回憶道，「在《心跳法案》之前，如果懷孕五週前來諮詢，我們知道她有 20 周時間做決定。「我們可以很從容地告訴她：『你不用急，下週再來做一次超聲檢查，看看妊娠是否穩定，然後我們探討一下你的選擇。』」
源泉團隊在社區活動中服事｜圖片來源：瑪麗·懷特赫斯特
但法案通過後，「如果我們檢測不到心跳，她的下一站就是墮胎診所，」懷特赫斯特說。
懷特赫斯特強調，這並不意味著法律本身是錯誤的。恰恰相反，如果檢測到了胎心，「反而有更多女性願意進行更深入的對話」，她說，「她們開始認真思考別的出路，因爲她們覺得在是否要孩子這件事上沒有選擇餘地。而在那之前，並不存在大規模鼓勵女性跨州墮胎或郵寄墮胎藥的現象。這一切都是多布斯案引發的連鎖反應。」
新冠肺炎疫情同樣推波助瀾。它使遠程醫療常態化，並促使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通過郵寄方式發放米非司酮。2022 年至 2024 年間，遠程開具處方的墮胎比例從 5%飆升至 25%。
這兩大因素短期內都不會改變。去年 10 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已批准第二種米非司酮仿製藥上市，這將增加供應量和市場競爭，進一步壓低墮胎成本。
目前，線下藥物墮胎的中位價格爲 600 美元，與計劃生育聯合會早期妊娠手術墮胎的平均費用相當。
但若通過虛擬診所在線訂購藥片呢？
中位價格僅 150 美元，較 2021 年的約 240 美元大幅下降。
擁有 3600 家孕期關懷機構的心跳國際（Heartbeat International）預測：到 2030 年，幾乎所有墮胎都將通過藥物完成。正因如此，反墮胎陣營普遍認爲，米非司酮（mifepristone）已經成爲立法層面最關鍵的戰場。
紐厄爾指出，途徑之一是重新喚起醫生對《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的重視。誓言的原始版本中有這樣一句話：「若有人請求，我絕不向任何人給予致命的藥物，也不提出此類建議；同樣，我也絕不向婦女提供任何導致墮胎的器具。」
但如今，大多數醫學院都已對誓言內容進行了大幅修改，取而代之的，是諸如「我將尊重患者的自主權與尊嚴」等表述。
其他策略包括：
關懷網絡（Care Net）首席外展官文森特·迪卡羅（Vincent DiCaro）坦言，用法律手段限制墮胎藥，「很可能是一場持續數十年的拉鋸戰，但在這段時間裡，我們完全不必只停留在政治層面。」
「如果將反墮胎、維護生命定義爲一種政治立場，那現有的證據確實顯示我們處境艱難，」迪卡羅說，「但如果換一個角度，把重點放在我們稱爲『豐盛生命』上，便會發現許多積極進展。」
其一是由國際心跳組織在 2018 年大幅擴展的墮胎藥救援網絡。該熱線最常見的情況是：女性在服用首劑米非司酮後驚恐反悔，希望保住胎兒；其次是遭男友強迫服藥者，以及被墮胎機構告知必須服用第二劑藥完成流程的女性。
自 2012 年以來，該網絡已成功挽救了 7000 個生命。
另一亮點是奧蘭多第一浸信會。該教會自 1986 年在堂內設立懷孕援助中心，數十年來已爲數百名男男女女及兒童提供全人關懷。
週日禮拜前，奧蘭多第一浸信會向懷孕中心客戶提供資源。/ 照片由關懷網絡提供
「我們盼望人們成爲基督的門徒。」奧蘭多第一浸信會資深執行牧師丹尼·德·阿瑪斯（Danny de Armas）這樣說，「對我們而言，第一步是幫助他們決定留下這個孩子。這便成爲與這個家庭建立連接的契機，引導他們歸信耶穌基督。」
接下來，他期待這個家庭能夠接受門訓，融入教會生活，並開始參與服事。隨著孕期關懷中心的受助者逐漸成爲志願者，「這個過程就不斷循環下去，」他說，「真的非常美。」
僅去年一年，就有 428 個新家庭通過懷孕援助中心加入了第一奧蘭多教會。
迪卡羅指出，並不是每一間教會都需要開設自己的孕期關懷中心，但牧者應當更多思考如何支持教會內外可能選擇墮胎的男女。
「我們曾做過兩項全國性調查，訪談對象包括曾經墮胎的女性以及參與過墮胎決定的男性，」迪卡羅說，「結果發現，大約 40%的女性在第一次墮胎時，仍然固定參加教會聚會；而在男性當中，這一比例甚至超過了一半。」
墮胎在教會中的普遍性既令人心碎又發人深省。2025 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大約 20%的固定教會出席者曾「爲墮胎付過錢、鼓勵過他人墮胎，或自己選擇了墮胎」。
研究作者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是否重生得救、參加教會聚會的頻率，以及讀經的頻率與墮胎可能性之間並無顯著關聯。「
「基督徒知道胎兒是人，也知道墮胎大概是錯誤的。」迪卡羅說，「但這些認知並不能自動消除那些把人推向墮胎的現實壓力。她們可能覺得自己沒有經濟能力，還沒完成學業，生了孩子就不得不退學；也可能得不到孩子父親的支持。這些現實問題一股腦兒地壓下來，不管你是不是去教會，衝擊都是一樣的。」
關懷網絡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羅蘭德·沃倫（Roland Warren）與文森特·迪卡羅在關懷網絡的播客節目中探討生命議題 / 照片由關懷網絡提供
更令人憂心的是，基督徒群體本身對墮胎的立場也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2025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固定參加教會聚會的人中，只有 43%自稱反墮胎，而在 2023 年，這一比例還是 63%。這種態度轉變真實反映在具體認知上：2025 年，僅有 26%的教會出席者認爲墮胎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接受，這一比例在兩年前還是 35%。與此同時，只有 51%的受訪者認爲，聖經對墮胎的道德問題有清楚而明確的教導，而兩年前這個數字是 65%。
「我們必須將維護生命的論述從政治場域移回教會講台，重拾『神的形像』（imago Dei）的教導。」紐厄爾說，「基督耶穌降世的根本原因在於生命的神聖性。如果生命無足輕重，耶穌就無需道成肉身……承載上帝形像的生命神聖性不是福音的補充，而是福音推進的核心。神按自己的形像創造生命，又按自己的形像救贖生命，好叫按祂形像被造的生命得以興盛，並且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懷特赫斯特指出，唯有健全的神學才能抵擋那種廉價、方便、私密、幾乎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的墮胎試探。
「說到底，墮胎是心靈層面的問題，」懷特赫斯特說，「我們如何看待神，也如何看待自己的處境——包括那些並不在計劃中的事情，以及神在其中的作爲——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
她回憶起一位年輕父親：當他第一次在超聲影像中看到自己的孩子時，忍不住失聲痛哭。那一天，負責檢查的技師帶著這對父母一同信主。「他們意識到，這件事已經遠遠超過他們自己。那裡真的有一個生命。」懷特赫斯特說，「那是一種近乎神蹟的經歷。」
也正因爲如此，她每天仍然堅持走進辦公室——即便身處一個已經禁止墮胎的州，而意外懷孕卻從未消失。這也是爲什麼迪卡羅不斷向教會描繪一個異象：教會所追求的，不只是一個「活著出生的嬰孩」，而是整個家庭、整全生命的門徒訓練。
奧蘭多第一浸信會的志願者在教會禮拜前爲一位年輕母親尋找物資。/ 由關懷網絡提供
同樣，這也是爲什麼紐厄爾並不會因政黨立場的搖擺，或政治風向的變化而灰心。
「因爲我最終知道，誰才是生命的作者。」他說，「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總會遇到患難。但神的話告訴我們：『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神也呼召我們，讓這個世界先嚐一口天國的滋味，好叫那些正在走向滅亡的人，能真實地嚐到。而到最後，我們的神——生命的創造者、作者與保守者——必然得勝。」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to Fight for Life When Abortions Are Invisi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