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是俄國文學巨匠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創作不朽之作《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的 150 週年紀念。這部 1866 年問世的小說既不是那種讓人手不釋卷的作品，也不是輕鬆愉快的讀物。雖說結局可以稱得上「皆大歡喜」，但讀者必須跟隨主人公經歷重重磨難才能抵達終點，而即便是結局本身也充滿辛酸。這一切，都彰顯了它作爲俄羅斯文學的典型特色。
小說的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Raskolnikov）是一位貧困而憂鬱的大學生，長期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中。他對周遭世界充滿怨恨，認定自己超人一等，不應受普通人的道德規範所束縛。他堅信自己有能力成爲偉人、慈善家，還會成爲一個富有魅力的領袖。
拉斯科爾尼科夫篤信自己凌駕於神和人類法律之上，殘忍地殺害了當鋪老闆娘和她的妹妹。表面上，他是爲了搶劫錢財，但實質上，他這麼做是因爲他認爲自己有權如此行事。然而，他最終發現逃避良心的譴責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在懺悔之後，他被流放至西伯利亞，但在那裡，在聖潔的索尼婭陪伴下，他找到了內心的平靜與救贖。
《罪與罰》不僅因其深刻的心理描寫和現實主義風格而備受推崇，還因其獨特的先見之明成爲必讀經典，尤其對那些關注道德相對主義對現代社會危害的基督徒而言。就像阿爾弗雷德·丁尼生勳爵（Alfred Lord Tennyson）在其史詩《悼念集》（In Memoriam）中——該詩 1850 年出版，但主要寫於 19 世紀 30 年代——提前十多年探討了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的影響（《物種起源》直到 1859 年才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也提前 20 多年揭示了尼采超人理論的危險性和虛妄性，而尼采直到 1883 年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ake Zarathustra）中才正式提出這一理論。
根據尼采的理論，超人（德語爲"übermensch"，意爲「超人」或「高等人」）在自己身上找到勇氣，擺脫中產階級道德枷鎖——這些道德和倫理標準是由宗教「強加」於我們的。馬克思將宗教貶爲「群眾的鴉片」，而尼采則將其視爲奴隸道德，是弱者用來控制強者的工具。
超人不畏懼宗教規範和迷信，他超越這些人爲的束縛——超越善惡——以彰顯自己的權力意志。只有擺脫這些束縛的個人才能引領社會邁向光明的未來。雖然將希特勒的罪行全部歸咎於尼采並不完全公平，但他的理論確實爲各種政治傾向的極權領導人提供了充分的藉口，使他們可以將不公正的行爲僞裝成推動文明進步的手段。
在拉斯科爾尼科夫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自詡爲尼采式超人的人物，他認爲規則不適用於自己，但卻期望他人遵守規則。可是，他覺得有必要爲自己的行爲辯護這一事實，證明他是一個有道德意識的人，道德要求對他仍然具有約束力。他可能認爲自己可以免於法律懲罰，但他無法逃脫內心的法官——神置於我們每個人心中的良知。拉斯科爾尼科夫知道自己犯了罪——而這種認知本身就要求存在一個超自然的、既非相對也非人爲的標準。
就像疼痛表明我們的身體出了問題一樣，內疚表明我們的靈魂出了問題。即使在試圖說服自己具有超人地位時，拉斯科爾尼科夫也深陷內疚和悔恨之中。現代弗洛伊德派治療師可能會告訴他，內疚感本身才是問題所在，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內疚感的真實存在恰恰揭穿了道德相對主義的謊言，駁斥了人類可以在超越善惡的世界中生活、選擇和繁榮的錯誤信念。
在我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顯然認爲，自己作爲小說家的一項使命是警示大家防範日後被稱爲尼采式超人的撒但式誘惑。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爲在《罪與罰》問世 13 年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創作《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這部傑作，它以任何哲學或神學論著都難以企及的方式駁斥了超人理論。
費奧多爾·卡拉馬佐夫（Fyodor Karamazov）是個墮落而貪婪的愚人，他有三個兒子，分別體現了人的身體、智力和精神層面：德米特里（Dmitry）是軍人，熱情衝動；伊萬（Ivan）是知識分子，理性十足，拒絕信仰基督；阿廖沙（Alyosha）則是一個聖潔的修士，試圖幫助他飽受折磨的父親和哥哥們。
隨著小說的展開，我們看到費奧多爾被殺害，嫌疑落在了性情急躁的德米特里身上。然而最終，我們得知費奧多爾不是被他的任何一個合法兒子殺害的，而是被他唯一的私生子、卑鄙的斯麥爾佳科夫(Smerdyakov)所殺。這一揭示讓所有人都感到驚訝，包括讀者，但最震驚的莫過於伊萬。
事情是這樣子的，多年來，長相醜陋的斯麥爾佳科夫一直是虛無主義者伊萬的追隨者。伊萬教導他，世界上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正義或真理；事實上，既然上帝已死，一切都可行。對伊萬來說，這種尼采式的、將道德視爲純粹相對和人爲的觀點不過是一種智力遊戲。誠然，他爲此感到焦慮，但他並不認爲有必要將自己的學術理論付諸實踐。
斯麥爾佳科夫卻不這麼想。他將同父異母的哥哥奉若神明，把伊萬所說的一切都當作絕對真理，並在此基礎上構建了自己扭曲的世界觀。如果伊萬是對的，道德純粹是相對的，那麼爲什麼斯麥爾佳科夫不能像《罪與罰》中的拉斯科爾尼科夫那樣行事呢？換句話說，爲什麼他不能爲了犯罪而犯罪？如果他不受任何既定道德或倫理準則的約束，又有什麼能阻止他殺害他所憎恨的父親呢？
現代的尼采信徒在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時，可能會安慰自己說斯麥爾佳科夫誤解和歪曲了伊萬的虛無主義。但伊萬對斯麥爾佳科夫坦白殺父經過時的反應卻並非如此。當斯麥爾佳科夫驕傲而毫無悔意地陳述自己如何及爲何殺害父親時，伊萬猛然意識到自己的理論不僅是錯誤的，更是虛假的、邪惡的，從根本而言，非常具有破壞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巧妙地迫使伊萬直面自己信念的惡果，讓他看到了一個真正的「超人」的醜陋本質——這個「超人」一點都不美麗、悲壯和高貴（如同流放中的拿破崙），而是卑鄙、低劣且醜惡的。這種深刻的自我認知最終導致伊萬放棄了無神論，重新擁抱了他曾經否定的上帝。
我們這個時代常自詡爲徹底的民主社會，然而，面對「超人理論」那富有蠱惑性的言辭和烏托邦式的承諾，我們難逃其誘惑。更值得警惕的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不知不覺地成爲這種「超人」的化身。因此，我們更應當謹慎行事，認真聆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告誡。這位文學巨匠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預見了尼采即將提出的理論背後潛藏的危險。
事實上，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潛伏著一個傲慢自大、心胸狹隘、怨天尤人的拉斯科爾尼科夫或斯麥爾佳科夫。這個隱藏的自我隨時可能掙脫束縛，主宰我們的思想和行爲。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Dostoevsky vs. Super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