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艾美獎授予給了《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這是一部由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於1980年代寫下的反烏托邦傑作改編而來的劇集。故事讓我們置身於一個架空的美國，彷彿經歷了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卻是在一個基督教異端「雅各之子」的手上。我們透過奧芙瑞德（Offred）的眼睛看這個世界，她是在一個日趨不孕的土地上爲了生育目的而存留的女人。我們體驗到在一個聲稱有神聖權柄的軍事政權底下，一個受到壓迫的婦女失去了她的自主權。
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即使是透過電影或小說這個媒介，也讓我們渴望自由。
《使女的故事》以新英格蘭爲背景，身爲一個生活在此地的女性，我跟她的故事產生了共鳴。閉上眼睛，我能想像過她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但作爲一名享有特權、在自由國度生活、在灌輸「獨立自主」觀念下長大的婦女，我一打開眼睛景觀卻恰恰相反，我有著世上一切的自由。
那麼，我爲什麼會選擇用宗教信仰（正是奧芙瑞德試圖擺脫的）來限制我的自由呢？
作爲21世紀的全球公民，對我們來說自由帶來幸福似乎很明顯，給我足夠的選項，我就會找到理想的工作、最佳的研究生學位、完美的伴侶。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指出，「選擇和其常見的結社自由是現代生活毋庸置疑的產品」，但海德特接著指出，我們對選擇的迷戀使我們大失所望。事實上，多項心理學研究已經證明，當人們被賦予大量選擇時，他們不太容易做出選擇，如果真的做出了選擇――無論是選擇巧克力還是職業生涯，他們對自己的選擇都不太滿意。在一場受歡迎的TED演講中，心理學家貝瑞·史瓦茲（Barry Schwartz）稱之爲「選擇的弔詭」（"paradox of choice"）。
什麼能令我們感到滿意？1956年心理學家傑克·布瑞姆（Jack Brehm）發現，承諾會增加我們對選擇的滿意度，即便其他的選項確實等價，他稱這個爲自由選擇範式（the free-choice paradigm）。同樣地，哈佛大學心理學家丹·吉爾伯特（Dan Gilbert），在《快樂爲什麼不幸福？》（Stumbling on Happiness）一書中描述了一個富有啓發性的研究，當中一群學生受邀拍攝和沖洗12張照片，然後他們選擇其中一張照片帶回家，一半學生做出的決定不能再改，另一半學生可以在一週之內回來換一張。
在研究之後的幾天和幾星期中，評估了學生對他們照片的滿意度，結果是什麼？比起那些後來可以換的學生（無論他們換了沒有），明確承諾選了以後不能更改的學生對他們的照片更爲滿意。
我們最大化自由與選擇的信念讓我們每天打包了太多的決定，我們用無限的線上選擇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支離破碎，從一個消息來源滑到下一個消息來源，使我們的焦慮感加劇，我們抗拒這習慣可以幫助我們得到身體所需要的睡眠。我們脫離習慣性的族群――例如，定期參與宗教活動已經被證明可以改善身心健康――因爲我們想要保有選擇的餘地；我們同居而不是結婚，因爲我們想要彼此試試，卻沒有意識到婚前住在一起的夫婦更容易離婚。我們很難從提供給我們的無限選擇中建構我們的身份。
所以自由只是對我們有害嗎？當然不是。沒有自由，創造力被削弱，服事變成奴役，社會變成體制。我們理所當然地品嚐我們享有的自由，我們（盡最大努力）竭力爲他人的自由而戰，《使女的故事》的世界確實是場噩夢。
但我們怎樣才能行使自由、利用它的好處，而不沉溺在無限選擇中，或成爲承諾恐懼症的受害者？
對所有以耶穌之名犯下的「罪惡」來說，基督教一直是前所未有的自由運動。在耶穌第一篇講道中，祂宣稱自己是來把福音帶給貧窮的人、給囚犯帶來自由、爲受壓制的人帶來解脫的（路4:18），但基督教的世界觀也爲我們的自由提供了框架。它重視關係中的委身，勝過使兼容性最大化；它提供一個人生的目的，不依靠從無限的選項中做出所有正確的選擇；它重視我們工作的方式，超過我們做什麼樣的工作；它給我們自由在道德的規範中行動，而不是讓我們在真空中建構我們的生活。
聖經中有個字來形容「追求毫無限制的自我實現」：奴役。耶穌向祂第一批的跟隨者應許了一條不同的路――他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他們得以自由（約8:32）。這種自由不是自我滿足的手段，而是受命去服事，正如耶穌告訴祂大吃一驚的門徒說：「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20:28）
你在尋求最大化你的選項，並追求你自己的滿足嗎？就現代心理學和聖經的古老智慧而言，你可能需要重新審視你的觀點。正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敏銳地指出：「正是你把自己捆綁其上的東西叫你得以自由」。
譯：楊忠道；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Don't Chain Yourself to Freed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