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工作
隨軍牧師:是心理諮詢師,還是靈魂的牧者?
2026-05-07
—— Timothy Mallard

上週,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賽斯(Pete Hegseth)罷免了現任陸軍牧師長威廉·格林少將(Major General William Green Jr.),這在歷史上尚屬首次。早在四個月前,赫格賽斯就廢除了格林主編的《美國陸軍屬靈健康指南》(United States Army Spiritual Fitness Guide),理由是該手冊在宣揚世俗人文主義。

「隨軍牧師就是隨軍牧師,不是什麼心理疏導官,我們要回歸這個定位,」赫格賽斯表示

此舉是「讓牧師團重現榮光」計劃的一部分。在三月份的一段視頻中,國防部長直言,如今在軍隊裡,「心理自助和自我關懷取代了信仰與美德」。他認爲這導致牧師團在體制內被邊緣化,偏離了其核心使命,即作爲「靈魂的牧者去關懷那些交託給他們的靈魂」。

赫格賽斯的這些行動,不僅觸及了美國軍界的根基,更引發了對國家未來的深刻討論。

如何看待這一舉動?

爲了更好地理解這一點,我們首先審視一下媒體的輿論。對於國防部長的公開表態,大眾通常有兩種解讀:

其一,一些人認爲這是赫格賽斯在國防部內推動強硬、公開的基督教信仰傾向又一表現。持此觀點的人指出,他恢復了五角大樓的月度禱告會,並邀請自己所屬的歸正福音派教會聯盟(Communion of Reformed Evangelical Churches)教職人員參加;他喜歡引用聖經中的咒詛詩篇,且堅持以耶穌基督的名義結束禱告。

另一些人則擔心,國防部長在發表這些聲明時,公開借用了本屆政府 2024 年總統競選的政治語言,從而危及了美國軍隊軍官長期以來不涉政治的傳統。

然而,這兩種解讀都偏離了重點。赫格賽斯關注的並不只是牧師團本身,而是整個美國軍事文化。從根本上說,赫格賽斯是在抨擊當代軍隊削弱隨軍牧師牧養官兵靈魂的職能。在他看來,牧養官兵靈魂的職能是隨軍牧師的首要天職。

需要說明的是,赫格賽斯的改革藍圖並不侷限於陸軍,而是涵蓋了海軍、海軍陸戰隊、空軍及太空軍。他的眼光投向了整個國防部。

在這一點上,他的看法是準確的。

從靈魂牧者到心理輔導員

赫格賽斯認爲軍人擁有靈魂,這一觀點在現代美軍內部常引發爭議,但在傳統神學與哲學領域,這本是毋庸置疑的真理。本質上,赫格賽斯批評的是軍方價值觀的缺失——他們不再視軍人爲兼具屬世生命與永恆價值的個體。而這種價值,蘊含在人是按上帝形像(Imago Dei)所造這一猶太-基督教的核心理想之中。

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又是始於何時?回顧歷史,有兩大趨勢共同催生了這一現象。

首先是 1979 年標誌性的卡特科夫訴馬什案(Katcoff v. Marsh)。當時,兩名哈佛法學院的學生起訴陸軍,質疑軍隊隨軍牧師制度的憲法合法性。儘管陸軍(即美國政府)最終在 1985 年的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贏得了訴訟,但隨軍牧師團的道德權威及其對軍隊的牧養呼召,卻自此陷入了不可逆轉的衰落。爲了規避法律風險,牧師體系形成了一種條件反射:過度強調其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下的職責,即保障官兵及其家屬的宗教信仰自由權。

然而,無論是最初的地方法院還是後來的巡迴法院,其裁決都從未要求牧師團進行這種重心偏移。然而,陸軍隨軍牧師團的做法如許多面臨威脅的組織一樣,主動將工作重心幾乎完全轉向維護軍人的宗教自由實踐權,而不是在履行這一職責與牧養軍人靈魂的使命之間尋求平衡。

這與 20 世紀 80 年代末美國社會興起的一種思潮相吻合:對臨床心理治療的盲目信任。在「心理健康」這一總括性術語下,各種治療手段被高舉。學者卡爾·楚曼(Carl Trueman)曾準確地指出,這一趨勢源於當代美國文化在人學(anthropology,即「人是什麼」這一問題)上的理解逐漸失衡。顯而易見,美軍也沒能在這場時代浪潮中倖免。

從心理輔導員到可有可無的配角

隨著軍方開始將心理健康等同於身體健康,並將其作爲評估軍人戰備狀態的關鍵指標,這種思維模式便逐漸排擠了對屬靈健康的真正關注。

軍隊內部的臨床專業學科(如精神病學、心理學、執業臨床社會工作,以及近年的行爲健康學)成功地將心理健康與軍隊在和平時期的核心任務——即保持隨時參戰的準備狀態——掛鉤,隨軍牧師團的地位一落千丈。長期以來,牧師團一直陷入苦戰,試圖證明「靈性層面的預備」對一支軍隊的戰鬥力同樣至關重要,但收效甚微。

因此,國防部長的難題絕不僅僅在於改革隨軍牧師制度,儘管這項改革確實迫在眉睫。無論是罷免格林,還是嘗試取消軍服上的牧師軍銜標識,都只是手段。然而,他面臨的更大挑戰在於重塑軍事文化:不僅是重塑牧師的職業形像,更是要重新定義軍人的生命本質與尊嚴。

十二月的講話中,部長已經透露了這一意圖。他表示正下令進行一場「自上而下的文化變革,將屬靈福祉提升到與心理和身體健康同等重要的地位」。

變革時刻

想要改變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組織,尤其是要扭轉那些根深蒂固的成見,絕不是簽發幾份文件或政令就能辦到的。

企業變革管理領域的頂尖學者埃德加·沙因(Edgar Schein)指出,文化是常年累月形成的,必須通過全方位的、目標明確且持之以恆的計劃,才能扭轉局面。

美軍雖不是營利機構,但同樣適用這一規律。國防部這臺國家機器如此龐大,想要改變各級將領的腦子,讓他們重新審視軍人的天性、使命以及人與神的關係,往往需要長達幾十年的體制改革。然而,無論是赫格賽斯本人還是這一任政府,恐怕都沒有這麼長的時間。如何將這種變革真正植入體制中,目前還是個未知數。

當前,美國深陷一場主動選擇的對核伊朗的衝突,並面臨日益由技術主導的未來戰場。在這種背景下,赫格賽斯引發的這場爭論需要清晰的路線圖、果斷的領導力以及始終如一的執行力。唯有如此,才能爲我們的軍人、家屬以及整個國家帶來所需的成果。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Military Chaplains: Self-Help Professionals or Shepherds of Souls?.

Timothy Mallard蒂莫西·馬拉德)哲學博士畢業於威爾士三一聖大衛大學(University of Wales Trinity Saint David),美國陸軍退役隨軍牧師,伯明翰神學院(Birmingham Theological Seminary)領導力與倫理學教授,著有《戰爭中的道德與精神創傷:俄烏、以伊及其他地區》(Moral and Spiritual Injury in War: Russo-Ukraine, Israel-Iran,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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