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福音派重量級神學家、加爾文大學（Calvin University）哲學系教授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 A. Smith，著有《致年輕加爾文主義者的信》一書——譯註）公開提議，要求該校與北美基督教歸正會（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in North America，簡稱CRC）切斷關係。身爲加爾文大學校友，同時又是CRC教會的一名牧師，我讀到這份聲明時深感痛心。
這所大學本就是CRC教會於 1876 年創辦的神學教育機構。按傳統，校方應當向CRC宗派總會負責並接受指導。但長期以來，校方卻允許教師對歸正信條保留不同意見。
三年前，CRC年會以表決方式重申了《海德堡要理問答》的立場，明確將同性性行爲納入「淫亂」範疇。去年夏天，年會更要求加爾文大學董事會制定「與教會教義相符的管理規範」。
近來，校董事會告訴CRC「他們珍視與CRC的深厚情誼」，卻提出幾件事項，其中一項是學校不在提供認信困難申訴書的樣本，改爲「個案特批」。
上週，史密斯教授作出回應。他直截了當地提議加爾文大學應與CRC「離婚」。作爲有 16 年牧會經驗的牧師，我深知「離婚」二字的沉重，也習慣性地會去探究這種決絕表態背後的傷痛。就此事而言，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層面的傷痛都真實存在，我無意輕描淡寫。此刻我也不想重提關於人類性倫理的神學爭議，或是歸正教會信綱解釋權的體制問題——雖然這些正是引發當前爭論的表層原因。我真正想探討的，是這個提議的核心邏輯。
史密斯教授認爲：加爾文大學與持守信條的宗派保持隸屬關係，非但無助於、反而會阻礙其教育使命的踐行。在他看來，大學要保持海納百川的胸襟，就必須解除與教會的綁定關係；要讓「信而求知」的精神得到延續，學術機構就必須與教會割席。
對此，我雖然理解史密斯教授的出發點，但不得不提出不同看法。我的觀點基於以下三點：第一，對歷史更坦誠的審視；第二，對學術自由獨特的神學理解；第三，一個令人振奮的替代方案的成功先例。
史密斯教授並非全盤否定加爾文大學與CRC的歷史淵源，但他認爲如今的CRC已經偏離正統，他們重新制定了信仰標準，不再適合作爲大學的合作伙伴。對此，我必須指出：CRC在覈心信仰立場上——無論是整體教義框架還是具體的性倫理議題——都保持著延續性。更令人遺憾的是，史密斯將現今CRC的弟兄姊妹們簡單歸類爲「反智分子」，這種以偏概全的論斷實在有失公允。至少在我日常接觸的教會同工和普通會眾中，我看到的是更多理性對話與開放探討的精神。
更令人遺憾的是，史密斯對歷史的解讀也作了漫畫式的簡化描述，對其歷史的理解同樣流於片面。他似乎刻意忽視了教會與學術機構之間長期存在的張力——事實上，自加爾文大學創校之初，在共同尊奉聖經權威的前提下，教會會議就一直在探討「領域主權」的邊界問題。歷史從未給出過完美解決方案。
但正是在一次次磨合中，大學與宗派彰顯出彼此珍視的誠意。當下這種動輒離婚的論調，與其說是秉承傳統中忍耐、尊重的美德，不如說是迎合了當代社會不合即分的浮躁風氣——我們本可以藉著這些分歧，大家坐下來一起學習成長，心平氣和地對話溝通，在相互造就中實踐門徒相通。
史密斯教授主張與CRC分道揚鑣，其潛台詞是：一個堅守傳統信條的宗派，必將阻礙加爾文大學實現其崇高的教育理想。但事實恰恰相反——CRC的信仰傳統，正是滋養這一理想的最佳土壤。這種認知源自改革宗對學術自由本質的獨特理解。
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1940 年《學術自由與終身教職原則聲明》（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中，將學術自由定義爲「依賴自由探索真理及其自由表達」的公共福祉。這種理念源於啓蒙運動的認知論：真理的發現應當依靠人類理性和實證觀察，不受外部權威的干預。
而基督教高校聯盟（CCCU）則給出了不同的詮釋：學術自由既根植於神創造的可知性，也承認人類認知受罪性影響。基督徒理解的學術自由，其源頭和邊界都在於神通過自然與聖經的啓示，並在信仰群體的辨別與問責中得以實踐。正如歷史學家喬治·馬斯登（George Marsden）所言：「知識探索總是在特定群體、傳統和未經證實的假設語境中進行的。」
在認信團體的共同辨明中尋求根基與問責，非但不是對加爾文大學學術自由的壓制，反倒是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聖經的忠實順服——在CRC傳統中體現爲對信綱真理的持守——非但不會限制學術自由，反而能帶來更充分的自由與更嚴謹的治學態度，因爲這將人類探索建立在神聖啓示的根基之上。當我們共同奔跑在上帝誡命的道路上時，我們的認知疆界反而得以拓展（參詩 119:32）。
在我牧養的教會所在地——愛荷華州西北角的一個大學城，多特大學（Dort University）靜靜矗立在玉米田的環繞中。這所創辦於 1955 年的學府，與加爾文大學、三一基督學院等共同踐行著CRC對高等教育的多元願景。雖然多特大學在產權關係上獨立於CRC，但其董事會治理仍與教會保持緊密聯繫。
我曾擔任多特大學校董會學術事務委員會主席長達九年，這段經歷讓我親眼見證了一種良性的教會-高校互動模式。在這裡，與教會的聯結被視爲祝福而非負擔。我們常常以詹姆斯·伯特切爾（James Burtchaell）的《燈火漸熄：高等院校與基督教會的分離歷程》（Dying of the Light: The Diseng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ir Christian Churches ）爲戒——這本書生動展現了大學與教會分離後必然走向的黯淡結局。
這種聯結帶來的益處，遠不止史密斯教授輕描淡寫提及的生源與資金等組織優勢。更深刻的，是一個神學奧祕：基督的身體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真實的群體。就像聖子曾真實地降生在伯利恆的馬槽，被釘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祂的身體也具體體現在時空中的信仰群體裡。
舉例來說，第一衛理公會作爲道成肉身的信仰群體，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而衛理宗作爲抽象的神學體系則不是。當史密斯主張用改革宗基督徒（指向神學體系）取代「基督教歸正會」（指向具體教會群體）來定位加爾文大學時，他實際上是在改變這所大學與基督的連接方式。保持與CRC這個具體信仰群體的鮮活聯繫，正是持守「萬有也靠祂而立」（西 1:17）之基督的體現。
在多特大學，這種生命聯結體現爲教授們立約委身基督教教育，加入神學立場一致的教會，在共同的信仰告白中開展教學研究。這樣的互動，既滋養了大學，也造就了教會。
史密斯教授所感受到的痛楚是真實的，但他開出的藥方卻值得商榷。如果加爾文大學想要深化其作爲改革宗高等教育的使命，那麼與孕育它的母會——這個有著近 150 年歷史的認信歸正教會——斷絕關係，絕非明智之舉。
此時此刻，大學與教會需要的不是分道揚鑣，而是應當攜手回歸同一位主。雖然各自處在不同的領域，但只要共同持守誠實、謙卑與順服的美德，加爾文大學與CRC就能繼續這種相得益彰的使命關係：共同服侍那位正在爲新婦預備婚宴的基督。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Don』t Divorce the Church: A Response to James K. A. Sm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