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讓我說說三四十年前，我小時候的教會是什麼樣子。
我在愛荷華州玉米田中的一間小型改革宗教會長大。那時的敬拜很講究規矩——我總是穿著連衣裙，和家人一起坐在堅硬的木質長椅上。唱詩的時候，大家都會打開詩歌本，唱《你真偉大》（How Great Thou Art）、《堅固保障》（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和《萬福泉源》（Come Thou Fount of Every Blessing）這類聖詩。幾乎每首歌裡都能找到「祂」（"thee"）或「祢」（"thou"）這樣的古英語詞彙，我們唱的聖詩大多已經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了。
再看看現在的教會，別說管風琴了，連鋼琴都沒有。敬拜團隊就用電子琴、吉他和架子鼓來伴奏。詩歌本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牆上投影出來的歌詞。雖然我們還是會唱點聖詩，但現在唱的敬拜歌曲大多只有七年左右的歷史。
這樣的變化並非個例。根據調查，從 1998 年到 2018 年這二十年間，越來越多的教會開始使用投影儀，添置架子鼓，會眾也開始在敬拜中舉起雙手。
研究人員認爲，這或許是因爲我們的社會文化整體變得更加隨意了。現在我們跟鄰居打招呼甚至跟老闆說話，都不再用「某先生」「某太太」這樣的稱呼了。上班、去教會的時候，穿西裝或連衣裙的人也越來越少。所以，從詩歌本到投影屏的轉變，與其說是神學觀念的改變，不如說是整個社會文化變遷的縮影。
這種變化確實很有意思，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創作讚美詩的方式也在改變。不管是創作還是發佈，速度都變快了，歌曲也更容易受到關注。歌詞更加口語化，有時在神學上的嚴謹程度也不如從前。
不過，有間教會注意到了這些問題，並嘗試了一種與眾不同的創作方式。這種方式看起來又慢又笨，按理說不該成功——但最終卻收穫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接下來，就讓我跟大家分享他們的故事，看看他們都學到了些什麼。
城市之光（CityAlight）在基督教音樂界可以說是一支新秀——他們在 2015 年首次登陸音樂平台Spotify，發佈了《耶路撒冷》（Jerusalem）這首歌。到了 2018 年，隨著《不是我，是基督在裡面》（Yet Not I but Through Christ in Me）的推出，他們開始引起廣泛關注。在新冠疫情期間，由於網上搜索量的增加和居家敬拜的需要，他們在Spotify上的月度聽眾已經突破了 150 萬。
2023 年 9 月，在福音聯盟的澳大利亞全國大會上，超過 6000 人和城市之光一同敬拜。我當時也在場，心情特別激動，因爲他們創作的好幾首詩歌都是我的最愛，比如《不是我，是基督在裡面》《這就是那日》（This Is the Day）和《拯救我靈》（Saved My Soul）。
我很興奮，一方面是因爲我知道城市之光很受歡迎，另一方面也爲他們能在繁忙的巡演和創作日程中抽空來參加我們的大會而感動。
大會第二天，我把這些想法跟我們的活動總監安·韋斯特雷特（Ann Westrate）分享。她說確實不太容易邀請到城市之光，不過原因卻不是我想像的那樣。
「他們都得跟各自的僱主請假，因爲他們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她解釋說，「有的是老師，有的是平面設計師。這個樂隊其實就是一群在同一間教會敬拜團隊服侍的會友。」
我一時沒反應過來。那些創作和演唱《唯有聖潔的神》（Only a Holy God）的人竟然不是職業音樂人？這個在Spotify上每月有上百萬聽眾的團隊，居然不是一支專業樂隊？
「我們只有一個全職同工負責城市之光的事務，」團隊成員蒂亞爾妮·特蘭特（Tiarne Tranter）說，「其他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都是志願者。大家的生活都很忙，所以連找時間排練都不容易。但是除了工作量大了些，我們的使命一直沒變。日常生活也還是老樣子——我們還是參加教會聚會、參加查經小組，在主日參與服侍。如果讓外人看到我們這裡的日常，他們可能會大吃一驚——原來我們是這麼業餘的一群人。」
大部分時間裡，蒂亞爾妮就是一位普通的高中體育老師和母親。她要備課、洗衣服、查經。她只是碰巧在一間特別注重敬拜詩歌創作、並且採用了獨特創作方式的教會服侍而已。
城市之光的故事要追溯到將近 200 年前，當時在澳大利亞的城堡山（Castle Hill）建立了一間教會。這間教會最初的聚會場所，比起劇院或學校體育館來說，有著更爲特別的歷史——它原本是用來關押來自英國的囚犯營房，後來又被用作精神病院 15 年，最終才成爲聖西門聖公會（St.Simon's Anglican Church）的家。30 多年後，聖西門教會關閉了，會眾被安排到兩英里外新建的聖保羅聖公會（St.Paul's Anglican Church）聚會。從創立之初，這個教會的會眾就特別熱愛音樂。
「他們一開始就組建了詩班，這個詩班從那時候就一直在唱詩，」蒂亞爾妮說，「大約三四年前，我們舉辦了一場回顧聖保羅教會歷史的活動，播放了一段關於最早教堂的老視頻。即便是在那些泛黃的畫面中，你也能看到詩班在唱詩，有人在帶領敬拜，那畫面真的很打動人。」
聖保羅教會的會眾把這份對音樂的熱愛一代代傳承了下來。
「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傳承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我們教會的文化中。年輕人看到別人在服侍，也想要參與其中，」蒂亞爾妮說，「我們現在所結出的果子，正是教會領袖和年長的弟兄姊妹多年來默默耕耘的成果。」
就在聖保羅教會發展的同時，附近的一間教會也開始嶄露頭角。1983 年，布萊恩和博比·休斯頓（Brian and Bobbie Houston）夫婦在距離不到五英里的地方建立了新頌教會（Hillsong Church）。布萊恩鼓勵敬拜團隊創作自己的音樂，十年後，新頌教會的敬拜事工主管創作了《向主歡呼》（Shout to the Lord）這首詩歌。這首歌一經推出就引起轟動，很快就在全球各地的教會、青年團契和基督教營會中廣爲傳唱。
新頌教會在推動基督教音樂產業快速發展方面功不可沒。從 1993 年到 1997 年，基督教音樂專輯在美國市場的份額翻了一倍多，成爲增長最快的音樂類別。那個年代還有其他一些澳大利亞音樂人爲基督教音樂的發展添磚加瓦——還記得新聞男孩樂隊（Newsboys）的首張專輯嗎？還有麗貝卡·聖詹姆斯（Rebecca St. James）？
「這些音樂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氛圍，讓大家開始思考：『我們是不是該重新思考會眾敬拜和詩歌的方式？』」城市之光的詞曲創作人里奇·湯普森（Rich Thompson）說，「我覺得這種思潮在這裡多少產生了一些影響。」
里奇特別熱愛音樂，後來還加入了另一支澳大利亞樂隊——「復興」（Revive），並在四年時間裡一直爲「第三天樂隊」（Third Day）擔任開場嘉賓。不過這段故事我們待會再說——先讓我們回到正題。
說回 90 年代的聖保羅教會，當時的敬拜團隊也開始嘗試創作和演唱自己的音樂。基思·貝克（Keith Baker）還記得 1998 年他作爲實習牧師剛來到教會時的情景。
「那時他們剛剛發行了第一張專輯，」基思說，「裡面有很多管絃樂的編排，融合了各種不同風格的歌曲。」
「這張專輯在悉尼的反響相當不錯，」音響工程師里奇·瓦薩洛（Rich Vassallo）說。他正是在那個時期開始參加聖保羅教會的。「很多教會都開始使用這些詩歌。到了 2000 年代中期，他們又錄製了一張錄音室專輯，但因爲種種原因效果不太理想。2011 年，我接手負責一個新的錄音項目，這次我們換了一種全新的方式。」
這一次，他們沒有租用錄音室，而是選擇現場錄音，還邀請會眾一起參與。
「說實話，當時真是在摸著石頭過河，」里奇說，「教會沒有預算，所以我們得想辦法籌錢。我們東拼西湊，從大家家裡借來設備，想盡辦法把事情辦成。」
最後的結果還算不錯。
「成品的質量還可以，」他說，「雖然跟我們現在的製作水平沒法比，但這個項目對我們來說意義非凡，因爲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它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了團隊文化建設和項目準備工作，最重要的是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想要達到的目標。」
那麼，他們的目標究竟是什麼呢？教會領袖們的想法很簡單——不是爲了賣專輯，不是爲了去巡迴演出，甚至不是爲了創作出什麼音樂傑作。他們只有一個目標，就是爲教會提供「合乎聖經、富有時代感、方便會眾開口唱的新讚美詩」。
因爲聖保羅教會希望成爲「山上之城」，引領人們歸向「世界的光」，所以他們給這張專輯起名叫《城市之光》。
聖保羅教會的音樂總監對創作詩歌特別重視，他甚至向教會申請聘請一位兼職同工專門負責這項工作。他推薦了里奇·湯普森，當時里奇剛結束在美國與復興樂隊的十年合作，回到澳大利亞。
教會希望里奇能每週抽出兩天時間爲他們創作詩歌。但里奇當時有全職工作，還要照顧家庭，只能承諾抽出一天時間。
這時，聖保羅教會剛好開始爲社區的孩子們開設音樂課程。他們邀請了教會會友喬尼·羅賓遜（Jonny Robinson）來負責這個項目。喬尼是個學者型人才——正在攻讀哲學博士學位。但在行政管理方面，他卻顯得有些手忙腳亂，只能硬著頭皮摸索著處理各種具體事務。
「一天晚上，我在等其他課程結束的時候，隨手在鋼琴上彈著玩，」喬尼說，「不知不覺就寫了一首基督教歌曲——是一首教會詩歌。有人聽到後就對我說：『嘿，你能在這個主日彈那首你寫的歌嗎——就是《讚美救主》（Praise the Savior）？』」
喬尼欣然同意了。
「有一天我在辦公室的時候，教會的會計跟我說：『嘿，前幾天那首歌原來是你寫的啊。我都不知道你還會寫這種音樂。』」喬尼說，「我想他之所以這麼驚訝，可能是因爲我把音樂學校管理得實在太糟糕了——那些行政工作我完全不在行，所以當他發現我居然還能做出一些像樣的事情時，著實吃了一驚。」
教會的會計對喬尼的才華印象深刻，就建議讓他來負責另外那天的創作工作——也就是里奇抽不出時間的那天。就這樣，里奇和喬尼、音樂總監一起開會，這也是里奇和喬尼的第一次見面。
「音樂總監說：『抱歉，我得去參加另一個會議了。你們要是想繼續聊就聊吧，隨意哈。』里奇就問我：『要不要再聊會兒？』我說：『好啊，隔壁房間有架鋼琴，我們可以去那兒邊彈邊聊。』於是我們就坐下來，我跟他分享了創作構思。我已經寫好了一個帶有民謠風格的曲子。就這樣，我們一起創作了《耶路撒冷》這首歌。」
這首歌雖然很優美，但在聖保羅教會裡並非所有人都欣賞。
「教會裡有人質疑這筆開支是否合理，」喬尼說，「他們覺得我們不該因爲創作讚美詩而拿工資，甚至認爲我們根本就不該做這件事。」
這種想法其實不難理解。畢竟，不是還有人忍飢挨餓嗎？無家可歸的人需要照顧，寡婦孤兒需要幫助，爲什麼要把錢花在創作讚美詩上？這樣使用神賜予的資源，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
對此，教會領袖們有自己的看法：神賜給了我們獨特的恩賜——我們的會眾不僅熱愛音樂，而且在音樂方面很有天賦。用這些恩賜來創作新的讚美詩本身就是一種事工，既能服事我們自己的會眾，又能祝福周圍其他的教會。
當時的聖保羅教會並沒有意識到，這筆投入還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里奇和喬尼對音樂行業的慣常做法都很熟悉，而且總喜歡追問：爲什麼事情非要這樣做呢？就這樣，他們逐漸發展出了一套獨特的音樂理念，開創了一種與傳統完全不同的創作方式。
不過要理解他們具體做了什麼，我們得先了解這個行業一直以來是怎麼運作的。
20 世紀 90 年代，當現代基督教音樂席捲電臺和CD市場時，教會的敬拜模式也隨之改變。研究顯示，從 1998 年到 2012 年，許多教會陸續取消了詩班、週報和管風琴，轉而安裝投影設備和吉他音響。根據一項長期且嚴謹的全國教會研究（National Congregations Study）顯示，讚美詩的歌詞內容也發生了變化——敬拜的重點「從注重信仰和教義，轉向強調體驗、情感，並最大限度地兼顧不同風格」。
這種改變並非人人贊同。由於爭議持續發酵，情緒也日益激烈，許多教會稱這場爭論爲「敬拜之戰」。最終，不少教會採取了折中的辦法：安排兩場崇拜——一場傳統形式，另一場現代方式。
隨著時間推移，這場爭議的激烈程度逐漸淡化。如今，很多教會的主日崇拜中會同時唱傳統聖詩和現代敬拜歌曲。在許多敬拜場合，你都能聽到與基督教電臺或Spotify播放列表中相似的歌曲。
里奇·湯普森說：「在我看來，基督教音樂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電臺播放的，另一類是教會使用的。在 2000 年代，這兩類音樂有著明顯的界限。當時如果你看這兩類音樂的排行榜，無論是最受歡迎的還是最常使用的歌曲都很不一樣。但到了今天，情況發生了變化——很多讚美詩進入了電臺，很多電臺歌曲也被教會採用。」
「究竟爲什麼會這樣，很難說清楚，」他說，「據業內人士分析，原因之一是和主日敬拜有關——當會眾反覆唱某首敬拜歌時，自然就熟悉這首歌了。」
里奇解釋說，「電臺工作人員發現，如果播放這些在教會中唱過的歌曲，聽眾會因爲熟悉而倍感親切。於是現在出現了一個新趨勢——敬拜歌曲在製作時會特別考慮電臺播放的需求，這在過去是很少見的。」
這種變化可以理解。如果我們在教會裡喜歡上一首歌，在電臺或音樂平台上聽到它會感到格外親切；同樣，如果我們在電臺裡聽到喜歡的歌，在教會裡能唱也會倍感欣慰。
理論上看，這似乎很完美。但現實生活往往沒有那麼簡單。
問題在這裡：如果電臺只播放敬拜音樂，就會排除許多不屬於這個範疇的歌曲。在 90 年代，大多數教會並不會唱邁克爾·W.史密斯（Michael W.Smith）的《去西部吧年輕人》（Go West Young Man）、DC Talk樂隊的《耶穌怪人》（Jesus Freak）或史蒂文·柯蒂斯·查普曼（Steven Curtis Chapman）的《偉大冒險》（Great Adventure）。但這些歌曲卻在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成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這類歌曲——我們也許可以稱之爲「非集體敬拜歌曲」或「個人靈修歌曲」——在藝術表現上可以更加自由。無論是音樂還是歌詞都可以更具創新性，可以表達更真實的情感，更加個人化。它們有著獨特的價值。如果電臺只播放敬拜音樂，我們就會錯過這些珍貴的歌曲。
反過來說，如果教會只唱電臺歌曲，我們就會失去很多適合會眾齊聲頌唱的歌曲。教會歷史上留下了許多優美的詩歌，從《有福的確據》（Blessed Assurance）到《你信實何廣大》（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但這些歌曲很少在電臺播放。
有趣的是，全球化的互聯反而限制了我們的選擇。研究者指出，教會音樂總監過去會仔細翻閱聖詩本或詩歌本，挑選最適合本教會處境的歌曲。而現在，敬拜領袖似乎都從網絡、大型教會或各種特會上流行的少數金曲中選歌。
如果你想創作的讚美詩能成爲熱門歌曲，那麼從神學角度來講，歌詞不要太過嚴謹或要求太高。
這裡有個典型的例子：幾年前，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USA）想要修改凱斯·蓋蒂（Keith Getty）和斯圖爾特·湯恩德（Stuart Townend）的《唯有基督》（In Christ Alone）中的一句歌詞。他們不認同「直至犧牲掛於十架，挽回神怒甘受刑罰」這句話，想改成更溫和的「直至犧牲掛於十架，神的慈愛顯爲至大」。蓋蒂和湯森德堅持拒絕這一修改，認爲救贖是福音的核心，不容更改。最終，美國長老會投票決定將這首歌從他們的聖詩本中刪除。
讓歌曲走紅的另一個途徑是爲大型教會工作。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2010 年到 2020 年間最受歡迎的 38 首讚美詩中，有 36 首來自四個源頭——悉尼的新頌教會（Hillsong）、雷汀市的伯特利教會（Bethel）、夏洛特的升高教會（Elevation）和亞特蘭大的熱情城教會（Passion City Church）。
這些都是超大型教會。但它們的共同點不止於此。這四間教會都屬於靈恩派神學背景，主要會眾爲白人，且都位於西方國家。不管是好是壞，它們都在塑造著其他教會的敬拜方式，儘管全球大多數教會在神學立場、規模、地理位置和人口構成上都與它們大不相同。
但這些都不是里奇最關注的問題。
「寫一首讚美詩到底需要多長時間？這是我們經常思考和討論的問題，」里奇·湯普森說，「我們總是在問自己：爲什麼要創作？動機是什麼？想要達到什麼目的？當然，我們最根本的動機是榮耀神，我們希望通過創作既有豐富聖經內涵又易於傳唱的詩歌來裝備教會。」
在當今這個規模龐大且利潤豐厚的音樂產業中，牢記這一點尤爲重要。
里奇說：「每當藝術開始商業化，就很容易出現一個危險：創作過程或行政管理會凌駕於藝術本身。當銷量上升，需求增加時，你就不得不開始去滿足這些需求。這種情況我們見得太多了，所以我們一直很警惕。我們要保證創作讚美詩的目的純粹是爲了裝備教會，而不是爲了完成指標、趕任務或達到營收目標。如果歌曲沒有按時完成，那這一季就乾脆不錄製，這種情況過去發生過很多次。讓人擔憂的是，大機構裡的創作者往往沒有這樣的自由。」
這並不是說那些創作者不是基督徒，或是他們沒有好的內容可寫。問題在於，創作時間的壓力使得敬拜歌曲更像是酒店裡的裝飾畫，而不是達芬奇的傑作。
「詞曲創作者每年都有固定的任務指標要完成，這在業內很普遍，」里奇·湯普森說，「他們會得到預付款，這算是所屬機構的一筆投資。機構需要通過他們的作品收回成本。這種做法在各類音樂領域都很常見。」
問題是，在壓力下快速寫作很容易滋生隱患：創作時缺乏足夠思考，不會那麼字斟句酌。
里奇說：「如果裝備教會是我們的首要目標，如果這些歌曲將在教會中被傳唱，那麼在創造富含神學內容的讚美詩時，就需要格外謹慎。在我們看來，這必然需要時間。我們是在服侍基督的新婦啊！這是建造教會的絕佳機會，但同時也蘊含著危險。如果通過你的歌誤導人或教導一些略有偏差的內容，長此以往，影響非常嚴重。」
這是因爲我們特別容易記住歌曲。當你反覆聽到某個曲調和歌詞時，幾乎不知不覺中就會把內容銘記於心。
里奇·湯普森說：「那些古老聖詩對我們這一代的影響實在太深遠了。就拿《唯有基督》來說——這是一首扎實的信仰告白詩歌，會伴隨你一生。『已無罪愆，不懼死亡』，有多少次我們反覆在心裡重複這些歌詞啊！這意味著，如果人們要這樣反覆思想這些歌詞，它們就必須扎根於聖經。但凡有一丁點偏差，不斷地回想重複就可能偏離真道或產生混淆。這裡面的風險實在太大了。」
喬尼把這比作講道。爲教會預備的話語很重要，牧師會花時間和心思確保內容準確。但很少有人會反覆聽一篇講道直到能背得出來。因此，如果牧師需要幾週時間預備一篇講道，里奇和喬尼認爲他們至少需要幾個月——有時甚至接近一年——來創作一首歌。
但一首歌的字數遠遠少於一篇講道。那麼，他們用這麼長時間都在做些什麼呢？
第一步是確定主題。里奇會在手機上記錄主題靈感——這些想法往往來自他日常生活的感悟。喬尼則喜歡把想法記在筆記本裡。他們的許多歌曲都是從教會的講道系列中得到啓發——比如《不是我，是基督在裡面》來自《腓立比書》的講道系列，《亙古常在的主》（Ancient of Days）則來自《但以理書》的講道系列。
接下來，他們要做的是不要馬上開始寫作。
喬尼說：「假如你要寫一首關於復活的歌，僅僅把腦海中關於復活的頭三個想法寫下來，或是把最近聽到的關於復活的內容記錄下來，是遠遠不夠的。你對復活的認識還不夠深入，我也一樣。沒人能靠腦海中的零星想法就寫出一首關於復活的歌。所以里奇和我通常會花上三四個月，有時甚至半年的時間來醞釀。」
里奇和喬尼會聽講道、讀書，並互相分享與主題相關的文章。有時候，富有成效的創作討論就是他們倆花上幾個小時交流各自的讀書心得和思考。他們的目標是把深奧的神學真理理解得特別透徹，以至於能用簡單明了的方式向任何人解釋。
里奇說：「我們需要明白：神通過祂的話語要向我們傳達什麼？這對我們教會有什麼具體應用？我們又該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來？通常在正式動筆之前，我們會把白板寫得滿滿當當。」
這種醞釀的創作方式，就是爲什麼城市之光的詞曲創作者——無論是里奇、喬尼，還是聖保羅教會的其他創作者——都不是全職的原因。
「城市之光的每位創作者都必須有一份正職工作，這樣你的生活才能有更豐富的閱歷，」里奇說，「這意味著你能夠真實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中，在工作中積累經驗，切身體會會眾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這樣我們就能把所思考的神學真理，自然地融入到我們一週中經歷的各種場景裡。」
這種做法也減輕了經濟壓力。如果僱主期待你不斷創作出熱門歌曲，你可能會爲了趕工而草草了事。
漸漸地，里奇和喬尼甚至不願意接受教會每週一天的創作工資。他們主動放棄了聖保羅教會的薪酬，轉爲志願創作。
即使充足醞釀之後，創作者們仍然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把歌詞寫出來。因爲他們所處理的主題都很深奧，再加上還有喬尼的嚴格要求。
後來，喬尼完成博士學位後開始在大學教授哲學。在教學過程中，他發現即使是一個定義不準確的詞，都可能讓整個思路偏離方向。
喬尼說：「我們一開始就定下了規矩。比如說，『如果你想在同一節歌詞中再加上一個抽象名詞的話，就必須解釋這樣做的原因，爲什麼這樣做不會讓聽眾糊塗。』」
喬尼的語法規則比大多數博士論文的要求還要嚴格。創作者們必須向他說明連接詞是如何起作用的——比如「和」「但」「或」「既然」「因爲」這些詞。他們必須把每句歌詞的主語和賓語都交代清楚。如果在不同句子之間換用代詞——比如「他」「她」「它」和「我們」——就必須明確說明這些代詞具體指的是誰。
而這還只是開始。
「歌詞要清晰，旋律也同樣要清晰，」喬尼說。
這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爲什麼歌詞需要清楚明確，但旋律爲什麼也要清晰呢？音符又不是在解釋神的話語，旋律好不好聽有那麼重要嗎？
喬尼是這樣解釋的：在戲劇表演中有個概念叫「第四面牆」，指的是演員和觀眾之間那道無形的牆。當這面牆被打破時——比如音響突然出問題，或者演員因爲意外而笑場——這種打斷會把觀眾從沉浸狀態中拉回現實。他們不再沉浸在劇情中，而是回到了劇場裡，開始想著離中場休息還有多久。
喬尼說，敬拜中也會發生類似的情況。這並不是說會眾要像看戲時那樣刻意讓自己投入。而是唱讚美詩能幫助我們專注於神，讓我們暫時忘記周圍的事物，進入一種特別的心境。
任何問題——意想不到的副歌、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歌詞、唱不上去的音符——都可能打破這「第四面牆」，把我們從專注敬拜的狀態拉回現實，開始注意前面的人穿了什麼，或者想著還要多久才能吃午飯。
喬尼說：「當大家都在屬靈上很投入——思想著歌詞，向神歌唱——這時候如果旋律突變，每個人都會從專注和默想中被驚醒。敬拜的氛圍就這樣被打斷了。」
喬尼覺得，他可以通過寫出大家耳熟能詳的曲調來讓旋律更容易把握。
「所以我說，『不如我們試著寫一些類似民謠風格的歌曲，』」他說，「這樣大家在唱的時候，能自然地跟上旋律，不會覺得困難。」
音樂簡單化還有另一個好處：無論是只有一把吉他的小教會，還是配備完整樂隊的大教會，都能輕鬆演奏這些歌。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爲澳大利亞有一半的教會每週聚會人數不到 50 人，美國有一半的教會每週聚會人數不到 65 人。
「我特別想要保證每一首歌都能在小教會裡傳唱，」喬尼說，「這就意味著不能有太大的音階跳躍，不能非要用某種特別的電子音色，不能依賴特定的鼓點節奏。也不能在情感上要求太高，免得當你的心情與歌詞表達的完全不同時，就唱不出來。」
起初，這讓一些聖保羅教會的會眾感到失望。他們覺得城市之光的曲調太過平淡，甚至有點單調。
「有人對這種風格的歌曲表示懷疑，」喬尼說，「他們說，『這也太簡單了吧，能不能寫得有趣一點？』」
其實，創作團隊完全有能力寫得更複雜。
里奇·瓦薩洛說：「在錄製《唯有聖潔的神》這張專輯時，我們在錄音室爲吉他手寫配器——當時請來了尼格爾（Nigel Hendroff）爲我們彈吉他。他彈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吉他獨奏，聽起來太棒了，就像你在最喜歡的專輯裡才能聽到的那種。我們都在說，『這真是太棒了。不過，你能再簡單一點嗎？』」
「這確實是一個兩難：這種有創意有技巧的精彩演奏，我們想要，也很喜歡。但問題是，這種風格可能會讓人聽了覺得他們彈不了這麼好，甚至試都不敢試了。所以即使在早期，就有人說我們旋律太樸實、演奏太簡單、缺乏創意。但我們一直提醒自己，這其實是一種表揚......不管別人對創意有什麼看法，最重要的是大家在唱這些歌——而這正是我們最想要的。"
每年有幾次，一個由六人組成的評審小組——其中包括聖保羅教會的主任牧師——會坐下來認真聆聽提交的歌曲。他們會評估歌曲是否易於傳唱，檢查神學內容是否準確，並審查代詞的使用是否恰當。他們會把候選歌曲分成三類：不合格的、只需小小修改的，以及需要重新創作的。
正是因爲這個評審小組的把關，《唯有聖潔的神》才有了現在的四段歌詞。這首歌最初只有三段，主要表達了神的聖潔和神與我們的分別。
「主任牧師說，『你們遺漏了一些重要的東西——你們錯過了美。沒錯，神是聖潔的，但祂也是親密的，』」里奇·湯普森說，「起初我們心裡有點不舒服，因爲這首歌花了好大的功夫。但平靜下來後，我們會想，他說得很有道理，我們確實需要重新思考這點。」
於是里奇、喬尼、邁克爾·法倫（Michael Farren）和達斯汀·史密斯（Dustin Smith）一起合作，寫出了第四段。
里奇說：「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覺得那正是這首歌的高潮時刻，當你唱到『哦，這是我的父親』的時候。雖然改的過程讓人有些氣餒，但最終的結果證明這確實很值得。」
當城市之光積累了足夠的歌曲可以製作一張專輯時，他們就會開始著手錄製。但他們不會去預訂錄音棚，也不會專門請職業樂手。
他們做的，是召集教會的弟兄姐妹。
「我們所有的作品裡都能聽到會眾的聲音」，里奇·瓦薩洛說，「在我們的歌裡，你聽到的合聲就是參加主日崇拜的會眾。這就是教會的聲音，也是最美的聲音。」
在準備錄製讚美詩前，會眾已經在主日崇拜中反覆唱過，非常熟悉。錄音那天晚上，教會會根據專輯的主題佈置場地，樂隊就在一個延伸到會眾中間的低矮舞台上演奏，會眾則圍坐在四周。
錄製當晚的流程包括禱告、讀經、講道。除了多了些錄音設備，其實和平常的敬拜沒什麼兩樣，只是多唱了幾首歌而已。
「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參與其中」，基思說，「大家也都很樂意來參加。因爲在他們心裡會想：嘿，專輯裡有我的聲音呢，我也是錄音藝人啦！」
錄音時加入會眾的聲音是一項很特別的工作，每次里奇從混音師那裡拿到成品後，都要讓他們反覆修改好幾遍。
「到了混音階段，工程師會把成品發給我們。雖然音軌聽起來很棒」，里奇說，「但我們總是要求把會眾的聲音調大一點，再大一點，再大一點。就這樣來來回回改個四五次，甚至六次……因爲這實在太重要了。教會的聲音，就是城市之光音樂的靈魂所在。」
從 2015 年至今，新頌發行了超過 100 首歌曲，伯特利則近 200 首，而城市之光則只有 37 首。
2015 年，城市之光發行了他們的第一張專輯《唯獨屬你》，收錄了十首歌。當時聽眾不多，只有《耶路撒冷》和《唯有耶穌的寶血》這兩首歌比較受歡迎。一年半後，他們在專輯《唯有聖潔的神》中又發行了十首新歌。這次的反響好了一些，尤其是《唯有聖潔的神》和《基督屬我到永遠》（Christ Is Mine Forevermore）這兩首。
但他們並沒有加快創作步伐，反而放慢了節奏，改爲每年只發行一兩首單曲，或是一張六首歌的迷你專輯。
2018 年 11 月，他們發行了《不是我，是基督在裡面》；2019 年發行了《剛強恩慈的耶穌》（Jesus, Strong and Kind）；2020 年則是《願祢旨意成就》（Your Will Be Done）。
聽眾人數開始穩步上升。里奇·瓦薩洛陸續收到海外教會的來信，說他們正在翻譯城市之光的歌曲。有一天，連蒂亞娜常去的咖啡店老闆都特地跑來謝謝她，因爲這些讚美詩能哄他的孩子們安然入睡。甚至在斯德哥爾摩，從烏克蘭來的難民也能和當地教會一起唱《剛強恩慈的耶穌》。
「每次聽到有人知道我們的歌，都讓我很驚喜」，蒂亞娜說，「有時候你飛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走進一個從沒去過的場所，一個人都不認識，但當你彈出第一個和絃時，大家居然都會唱了。最近我們在一場聚會上演出，正唱著《不是我，是基督在裡面》時，歌詞屏幕突然壞了。這種情況總是讓人緊張，但會眾唱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響亮，完全不需要看歌詞。每次遇到這種情況，我都會感到特別驚喜。」
到了 2019 年，基思開始遇到一些專程來聖保羅堂敬拜的人，他們都是因爲城市之光而來的。
「就在幾週前，我們接待了一位上海來的姊妹」，他說，「她告訴我：『我們家庭教會一直在唱你們的歌，所以我一定要來看看創作這些歌的教會。』聽到這話，我二話不說就帶她去了儲藏室，把能找到的CD都送給她，跟她說：『都拿去吧，隨便你怎麼用。』想想神竟然這樣使用這些歌曲，真是太奇妙了。我們真的很高興她能來看我們。」
還有一位弟兄專程從新加坡請假飛來悉尼，就爲了在聖保羅堂敬拜。基思提醒他別忘了去看悉尼海港大橋。對於這些遠道而來的訪客，基思並不覺得特別，因爲他自己幾年前去紐約時，也特地去了提摩太·凱勒牧師的救贖主長老會參加主日崇拜。
許多人告訴城市之光，在他們經歷喪親之痛或身患疾病時，這些支撐著他們度過難關。《基督屬我到永遠》在許多場追思禮拜中被播放；《日復一日，耶穌作王》（Day After Day, Jesus Reigns）幫助許多在婚姻或疾病中掙扎的人重新回到敬拜中；《我需要的只是我的神》（My God Is All I Need）不僅幫助了一個聽眾戒除了毒癮，也讓另一個聽眾在經歷傷痛和損失時仍能向神獻上讚美。
但最令人感動的見證，要數來自田納西州日耳曼鎮豐收教會（Harvest Church）前教導牧師傑米·特魯塞爾（Jamie Trussell）的經歷。這是他在 2023 年初對會眾的分享：
那個週二早上，我醒來時腦海裡一直在哼著城市之光的《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This Is the Day the Lord Has Made）。歌詞是這樣的：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當我們舉起祂的名，我們就歡喜。當時我完全不明白爲什麼這首歌會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說真的，我妻子可以作證，平時我起床後可不會哼讚美詩。就這樣，我一邊唱著這首歌，一邊納悶著，卻不知道這些歌詞很快就要在我們生命中具有特別的意義。
幾個小時後，傑米接到了他一生中最艱難的電話：教會的主任牧師、行政牧師、一位長老和兩位會友遭遇了空難。五個人中有四人當場離世，只有主任牧師倖存，但情況十分危急。
令人動容的是，在事故發生五天後的主日敬拜中，那位離世長老的妻子帶領會眾唱起了城市之光的《不是我，是基督在裡面》。
「每次聽到這樣的見證，我們都很動容，」基思說，「我們都在想：『這一定是神親自在動工。』看到神竟然這樣使用我們這個悉尼西北角小教會的小小服事，我們實在是深受激勵。」
里奇·瓦薩洛是城市之光唯一的全職同工，但他很快就需要更多幫手了。從歌曲翻譯、演出邀約到錄音製作，城市之光的發展勢頭讓人忙不過來。況且樂隊成員都是普通人，只能利用午休時間或是等孩子們睡下後寫歌、練習吉他和絃。
「各路邀請讓我們應接不暇，」里奇·瓦薩洛說，「我們特別關心小教會和各樣事工，常常收到這樣的請求：『請來我們教會，鼓勵一下我們的團隊吧。』其實我們也很想去他們當中服事、去鼓勵他們——這種實地交流最有果效。可惜實在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求。」
有個顯而易見的選擇是擴大規模——讓樂手們都成爲全職，安排巡迴演出，在全球各地帶領敬拜。我向里奇問起這個想法。
「今年我們反而打算把國際行程減到零」，他告訴我。
聽起來像是要縮減規模？
這要看你問誰了。
「我們主要看重的是創作讚美詩，提供資源」，喬尼說，「今年我想專注於讓我們的使命和願景更加清晰……我們希望確保大家明白爲什麼要做這些事，帶著正確的心態，繼續靈修、教導、讀經和禱告。」
幾乎所有受訪的人都這麼說：「我們知道城市之光正處在一個轉折點，需要爲未來做出抉擇。但我們還不完全清楚神要帶領我們往哪裡去。」
有趣的是，他們都提到了亞洲這個方向。
「我們都感覺神在指引我們關注亞洲——畢竟我們就在亞洲。」里奇·瓦薩洛說。
「我們對在亞洲開展事工感到非常興奮。」喬尼說。
「我們該如何更好地服事亞洲教會呢？」里奇·湯普森說，「該打破一下以往的模式了。」
在福音聯盟大會結束後的那個週末，城市之光飛到新加坡，爲五千多人獻唱。那天晚上，他們用普通話錄製了《不是我，是基督在裡面》。
「那個時刻非常感人」，喬尼說，「會眾聽到這首讚美詩以他們的母語演唱出來，有人流淚，有人跪下敬拜。那真是一個特別的夜晚。」
這並非城市之光在亞洲的第一個項目——去年早些時候，他們在菲律賓與一群從性販運中獲救的年輕人一起拍攝了《剛強恩慈的耶穌》的音樂視頻。
「我們想再去這些國家，看看能否與當地的創作者合作，鼓勵他們。」喬尼說。
「我們盼望看到更多來自亞洲，特別是東南亞的讚美詩作品。」里奇·湯普森說，「因爲我覺得在普世教會中缺少了這方面的聲音。現在大多讚美詩是西方向東方輸出，東方教會在唱西方創作和篩選的讚美詩。如果能實現雙向流通該多好啊——東方創作的讚美詩也能在西方教會中傳唱。我相信這樣會讓教會變得更加豐富。」
城市之光雖然還不完全清楚下一步該怎麼走，但他們並不焦慮。畢竟十年前，他們也不知道前面會有什麼。
「我們知道要走這條路，卻不完全明白爲什麼，也不知道會通向哪裡——只知道這是我們該做的事」，里奇·湯普森說，「從第一天起，我們的禱告就是：願神祝福並建立這個事工，只要它能榮耀祂、裝備祂的教會。如果它變質了，變得無益處，我們禱告神能快快地停下它。」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an Australian Church Is Changing Christian Songwri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