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墮落從未發生？假如我們活在一個光明的世界裡，未曾被邪惡沾染？廣受歡迎的畫家托馬斯·金凱德（Thomas Kinkade，1958-2012）一生的求索就是回答這個問題。金凱德曾這樣描述自己的作品：「光，是我們心嚮往之的東西……我喜歡描繪一個沒有墮落的世界。」
這一願景大受歡迎。享有「光之畫家」（Painter of Light）美名的金凱德，成了銷量驚人的藝術明星。然而，縱有商業上的成功，他卻無法用畫筆塗抹掉這個受罪咒詛的世界本相。一部名爲《獻給所有人的藝術》（Art for Everybody）的新紀錄片，揭開了那些流光溢彩的小屋與燈塔背後隱藏的東西：一個被墮落世界的現實所苦的人。據報導，他在 54 歲時因一次意外的飲酒過量而去世。
金凱德動盪的生命與他筆下寧靜祥和的畫面之間，橫著一道刺眼的矛盾。但正是這一矛盾，爲我們提供了反思的契機。金凱德的藝術有「典型的福音派」之譽，深深地吸引著基督徒。然而，那種渴望迴避罪惡現實的藝術，就是渴望一種不付十字架代價的救贖。讓福音的戲劇性塑造自己藝術品味的基督徒，更能欣賞那些講述完整救贖故事的作品。而這故事，必然包含墮落。
金凱德承認自己的藝術是一種濫情式（sentimental）的藝術。他說：「高雅文化對情感疑神疑鬼。可人本來就是情感濃烈的物種。藝術如果不說一種人能聽懂的語言，就是自甘湮沒無聞。」
不出所料，他譏笑他藝術生涯中風行的那些越界藝術（transgressive art），比如翠西·艾敏（Tracey Emin）的《我的床》（My Bed，1998）。艾敏的「藝術」以墮落與越界爲榮，金凱德則對二者視而不見。這兩種極端的路數，都與聖經中豐厚的救贖之美的教義失之交臂。對基督徒來說，棄絕越界藝術並不難。杜尚（Marcel Duchamp）的小便池、艾敏的《我的床》，醜得一目瞭然，它們是死亡文化的產物。濫情式藝術卻是另一個極端：它獻上的是一種繞開破碎與邪惡的美，用廉價的美迴避救贖的代價。
面對後現代的越界藝術，基督徒開始反彈，倒向濫情藝術，這點並不奇怪。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把這種濫情稱作基督教的「媚俗化」（kitschification）：
媚俗（kitsch）首先不是一種藝術現象，而是信仰的疾病。媚俗始於教義和意識形態，再從那裡蔓延開來，感染整個文化世界……媚俗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無心肝的世界：在其中，情感偏離了它本當指向的對象，轉而投向甜膩的俗套，讓我們得以輕鬆地給予愛與悲傷片刻的致敬，卻無需真正去感受它們。
人們對濫情式的、撫慰人心的、賀卡式藝術的渴望，源於對真美的飢渴。如果我們對金凱德式藝術的欣賞，能激發這種對真正美的嚮往與渴求，並引導我們敬拜耶穌，那未嘗不是好事。但是，如果濫情式藝術成爲超越之美的替代品，它便變得危險。倘若濫情式藝術不以任何方式指向自身之外的維度，它就是一種化約主義。藝術可以彰顯豐沛的充盈，讓人隱約瞥見一種在它自身之外的美，但是濫情式藝術就錯過了藝術的這種映射。它往往不指向超越的良善、真理與美，而是把注意力引向自己——看看有多漂亮、多討人喜歡。
那麼，究竟什麼樣的美才能真正滿足人？基督徒創作的藝術應該是什麼樣子？一種常見的誘惑是，爲了反抗濫情而走向粗糲、前衛。另一種對媚俗藝術的矯枉過正，則是染上精英心態，凡是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一概不屑一顧。這在美術體制內瀰漫成風。但從長遠來看，這兩種反應都無法真正滿足我們。
對過度濫情式藝術的回答是，讓救贖的敘事主線來塑造藝術品味與藝術創作。
基督教的藝術進路所展示的是，在救贖歷史中，當神藉著十字架與復活對付墮落與邪惡時，真、善、美如何得以彰顯。最地道的基督教藝術，會把創造、墮落、救贖、更新這四重格局納入考量。基督徒的分辨力不容許用濫情的方式抹去墮落與邪惡，但也不會沉溺於黑暗與罪惡之中。聖經並不迴避墮落世界中罪、敗壞與苦難的嚴酷實相，但也從不美化它們，或耽溺其中。
祖母的客廳裡掛著一幅金凱德的燈塔畫。對我們全家而言，那象徵著祖母的家是一個平安的居所，喚起我們對天家的渴望。即便畫家本人沒有這種想法，觀者仍可以在更大的福音框架裡看待濫情藝術，就是以盼望的目光望向那將要來臨的更美世界。
儘管如此，濫情藝術不應當是我們創作或消費的唯一藝術類型。用一種否定墮落現實的幻想來取代福音的真理，並無益處。耶穌是世上的光，但他進入了一個黑暗的世界，爲要救贖它，重塑它。福音的盼望與榮耀，正因爲離了基督的人生是何等無望與淒涼，而顯得愈加恢宏。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罪與罰》中，爲我們展現了另一種描繪光明的可能。在一個既是高潮又令人心碎的場景裡，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一個悔悟的殺人犯和一個妓女在燭光下同讀聖經：「這時候蠟燭頭在那個歪歪扭扭的燭臺上快要熄滅了，朦朧地照著這貧寒屋子裡的殺人犯和賣淫婦，他們兩人是如此奇怪地湊到一起，讀著這本不朽的書。」這幅畫面之美，不只在那照亮的光，更在那些描畫著「被照亮的」細節——苦難、罪、黑暗：一個殺人犯，一個妓女，一間「貧寒屋子」。
我們可以在一切藝術形式中欣賞這種救贖之美。救贖性的繪畫帶著傷痕的記號，有時甚至毫不掩飾地呈現，如卡拉瓦喬（Caravaggio）的《聖多馬的懷疑》（The Incredulity of Saint Thomas）。近年的電影《大衛》也是一個例子，它認真對待墮落與邪惡，而不是視而不見。這種處理方式使得最終的恢復顯得更加有力。
並非每一件藝術作品都能完整傳達聖經之美的全部內涵。有些作品可能更側重光明的盼望，另一些則毫不迴避地凝視我們罪惡的黑暗與對拯救的極度渴求。但基督徒藝術家的整體創作，應當既有光的描繪，也有暗的描繪，並最終指向自身之外，指向真善美那超越的豐盛。托馬斯·金凱德的一生提醒我們：藝術拯救不了我們。我們塗抹不掉墮落，也刪除不了患難。但我們可以尋找（並創作）那種指向救贖之美的藝術。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Are Christian Artists Free to Ignore the F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