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術生涯的起點是在多倫多的中央浸信會神學院（Central Baptist Seminary，簡稱 CBS）。1989 年至 1991 年間，學院陷入了嚴重的財務危機。當時，學校沒有設立院長，而是由一個三人管理小組負責帶領。羅伊·勞森（Roy Lawson）便是這三人小組成員之一。在加拿大福音派浸信會聯會（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Baptist Churches in Canada）中，羅伊絕對是一個頭麪人物，影響力極大。坦白說，我甚至有點怕他！但我的學術同仁斯坦利·福勒（Stanley K. Fowler）卻完全不怵他。
有一次，羅伊正在抱怨我們聯會內部的極端加爾文主義者（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聯會中，加爾文主義是一個頗具爭議的話題）。斯坦當場問羅伊，能否準確定義極端加爾文主義。這下可把羅伊難住了，他一時語塞，對口若懸河的羅伊來說，這種情況少有出現。看到羅伊給不出定義，斯坦說了一句話，讓我終生難忘。他言辭犀利卻又語氣謙和地對羅伊說：對自己無法定義的事物橫加指責，實際上是在做假見證！
這就是典型的斯坦：始終捍衛真理，從不畏懼艱難，言語親和，令人折服。
我記得與斯坦的第一次交談是在 1983 年或 1984 年左右。那是中央浸信會神學院（當時位於多倫多的瓊斯維爾大道 95 號）每兩週一次的禮拜之後——所以那天大概是週二或週四。
禮拜時我們並肩而坐，結束後便自然而然地聊了起來。讓我感到既驚喜又欣慰的是，我發現自己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他樂於知性層面的反思，他的興趣遠不止於基督教信仰的實踐。
20 世紀 80 年代末，我們之間的友誼主要圍繞著在中央浸信會神學院共同開展的工作。每年的五月教師靈修會，以及九月和二月的學生靈修會，都讓我們的交情日益深厚。90 年代期間，我們曾多次一同外出。首先是在 1992 年 4 月，我們前往惠頓大學參加了一場名爲「跨大西洋視野下的福音派」（Evangelicalism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的大型學術研討會[1]。能親耳聽到當時最傑出的福音派歷史學家，如大衛·貝賓頓（David Bebbington）、樂馬可（Mark Noll）、大衛·威爾斯（David Wells）以及伊迪絲·布魯姆霍費爾（Edith Blumhofer）——探論辯論福音派運動的本質，真是莫大的榮幸。我以前從未去過像惠頓這樣規模的基督徒校園，甚至那裡的餐廳都讓我大開眼界！當然，最愉快的莫過於往返途中在車裡的暢談。
1993 年，中央浸信會神學院與倫敦浸信會聖經學院及神學院（London Baptist Bible College and Seminary，簡稱 LBBCS）合併。此後，我們在 90 年代又參加了許多其他會議。有幾年的時間，我們每年都去參加在密蘇里州利伯蒂的威廉·朱厄爾學院（William Jewell College）舉行的司布真牧者研討會。該會議由密蘇里州斯普林菲爾德的加里·朗（Gary Long）牧師主持，他是我見過的一位最了不起的基督徒。加里弟兄讓我們在那個引人入勝的研討會上賓至如歸，在那裡我們第一次聽到了阿爾伯特·莫勒（R. Albert Mohler）、蒂莫西·喬治（Timothy George）、唐·惠特尼（Don Whitney）、吉姆·埃利夫（Jim Elliff）和馬克·科彭格（Mark Coppenger）等人的講道。
有一次開車經過印第安納州時，一場特大雷雨尾隨了我們好幾個小時。在傾盆大雨中開車，開得膽戰心驚。還有一次，我們住在斯坦父母在印第安納波利斯郊外的家裡，這次經歷讓我親身感受到了斯坦成長過程中那種穩固的基督教環境。
此外，我們還參加了在安大略省舉行的福音派神學協會（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年度地方會議，後來該組織在麥克馬斯特神學院（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的克拉克·皮諾克（Clark Pinnock）帶領下，改組爲加拿大福音派神學協會（Canadian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Association）爲止。在金斯頓（Kingston）舉行的一次這樣的會議上，我初次見到了大衛·巴克（David Barker），並聽說了中央浸信會神學院與倫敦浸信會聖經學院及神學院合併的可能性。
在促成中央浸信會神學院與倫敦浸信會聖經學院及神學院合併的討論中，斯坦是 CBS方面的核心人物。如果不是他那穩健的帶領能力，那所於 1991 年至 1993 年間蝸居在戈姆利村（Gormley）購物中心裡的CBS，恐怕早已徹底消亡。在與 LBBCS的談判中，斯坦是最完美的領袖人選：他對待信仰的基本要道立場堅定，而對於基督徒生活中非核心的其他議題，則表現得通情達理、非常包容。
然而，對我而言，合併後的那幾年卻充滿了掙扎。從 1993 年到 1999 年，我一直在反覆思考是否應該留在傳統學院（Heritage，合併後的校名）。最終，塵埃落定，我選擇了離開傳統（該校在倫敦市待了兩年後，於 1995 年遷往劍橋市）。而斯坦則繼續留任，成爲學校的核心。在 21 世紀頭十年的那些艱難歲月中，他的存在和帶領對於保全傳統學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 2007 年起，由於我在美南浸信會神學院任教，與斯坦的聯繫顯著減少。直到 2008 年，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舉辦的安卓·福樂浸信會研究中心（Andrew Fuller Center for Baptist Studies）年度研討會上，我們才再次團聚，當時斯坦發表了題爲《17 世紀的浸信會聯會》的演講。2014 年，當福音派神學協會全國年會在加州聖迭戈舉行時，我們又共度了一段美妙的團契時光。在那次會議期間，我們夫婦二人與史蒂夫·韋弗（Steve Weaver，他在美南神學院獲得博士學位，見首圖）及他的妻子格雷塔共進了一頓令人難忘的晚餐。
2012 年以後，我開始回到傳統學院兼職任教，我們又得以偶爾見面。2016 年，在斯坦七十壽辰之際[3]，我有幸與他在傳統的長年同僚大衛·巴克和巴里·豪森（Barry Howson）共同編輯了一本爲他祝壽的論文集。而就在今年，在傳統學院的新大樓裡[4]，我們爲斯坦的兩卷本作品集舉行了新書發佈會，以此向他致敬，這真是莫大的殊榮。
斯坦爲了傳統學院的成功傾注了全部心力，因爲他知道，神學院對於地方教會的興旺至關重要。這也意味著，在他這兩卷作品集問世之前，他的出版著作主要只有關於洗禮禮儀的博士論文，以及一本同一主題的通俗讀本。[5]我熱愛寫作，也深感當今極端思想盛行的時代，需要斯坦那種基於基督信仰的理性平衡聲音，我一直渴望他能寫出更多作品。
順帶提一句，就我個人而言，在如今這個深度撕裂、爭端不斷的時代，安大略省恐怕無人能取代斯坦的作用。我不止一次地想：「噢，要是能聽到斯坦對這件事的看法就好了。」但回過頭來看，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傳統學院的領導工作中，事實證明，這對學院的蓬勃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傳統學院的學生以及將學生送往這所學院的教會，都深深地感激這位忠心主僕，這位爲教會服務的神學家。
[1] 關於本次研討會發表的論文，請參閱：喬治·A. 羅利克（George A. Rawlyk）與樂馬可（Mark A. Noll）合編的《奇異恩典：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的福音派》（Amazing Grace: Evangelicalism in Australia, Brita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大急流城：貝爾克出版社，1993 年）；以及樂馬可、大衛·W. 貝賓頓（David W. Bebbington）與喬治·A. 羅利克合編的《福音派：1700-1900年間北美、英倫三島及其他地區流行新教的比較研究》（Evangelicalism: Comparative Studies of Popular Protestantism in North America, the British Isles and Beyond 1700‒1900，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
[2] 關於這段合併的歷史以及斯坦在其中的作用，請參閱：邁克爾·海金（Michael A. G. Haykin）與喬納森·N. 克萊蘭（Jonathan N. Cleland）合著的《無價的傳承：傳統學院與神學院史論文三篇》（「A priceless heritage」: A history of Heritage College and Seminary in three essays，劍橋：傳統神學院出版社，2023 年），93-102 頁。
[3] 參見大衛·G. 巴克（David G. Barker）、邁克爾·海金與巴里·H. 豪森（Barry H. Howson）合編的《教會總是在改革中：爲尊榮斯坦利·福勒七十壽辰而作的教會論祝壽論文集》（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 est: the church is always reforming. A festschrift on ecclesiology in honour of Stanley K. Fowler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基奇納：約書亞出版社，2016 年）。
[4] 邁克爾·海金與喬納森·N. 克萊蘭合編，《爲教會服務的神學家：斯坦利·福勒作品集。第一卷：救恩論、道德神學與當代議題》（A Theologian in Service of the Church: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Stanley K. Fowler. Volume 1: Soteriology, Moral Theology & Contemporary Issues，劍橋：傳統神學院出版社，2025 年）；以及同著者合編的《爲教會服務的神學家：斯坦利·福勒作品集。第二卷：教會論、聖禮論與末世論》（Volume 2: Ecclesiology, Sacramentalism & Eschatology，2025 年）。
[5] 斯坦利·福勒著，《不僅是象徵：英國浸信會對洗禮聖禮論的重拾》（More Than A Symbol: The British Baptist Recovery of Baptismal Sacramentalism，卡萊爾/韋恩斯伯勒：帕特諾斯特出版社，2002 年）；以及同作者著，《重新思考洗禮：浸信會的一些反思》（Rethinking Baptism: Some Baptist Reflections，尤金：威普與斯托克出版社，2015 年）。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加拿大福音聯盟英文網站：「A theologian in service of the Church」.
